这应该是依秉性不同而各有不同。

比如我岳父，一辈子忠厚老实，凡事唯老岳母马首是瞻，即使到了去日不多之时，除了和值夜班的我痛骂老岳母的种种“恶行”外，其他一概不提。既使到了临终的前一夜，我和他儿子在守夜，提到老爷子最盼的孙子在外上学还没来到，我借机问他:“毛头(他儿子)正好在这，孙子可能后天来到，假设真到了考虑身后事的那一天，你对儿孙有什么嘱咐吗？

老爷子摇摇头，一声不吭。直到去世，对后事没一点安排。事后我想:也可能明知说了也不算，只能是老太太一言定乾坤，所以干脆什么也别说了？

我的老母亲63岁那年，早上说心口疼，快10点时突然在家摔倒了，而我父亲把她扶上床，自已上班去了，正好见了我小妹，我小妹听说后赶紧找来小妹婿开车去家里接母亲去医院，可到了医院就不行了，死于心肌梗塞，像这种情况下人根本无法想什么就陷入昏迷了。

而我原来在厂工会上班时的一个女工会副主席，患乳腺癌动过手术，可退休后没几年复发，在医院去世的。她丈夫事后说:你说是什么病、打什么针、自已心里有数呀？还有准备的寿衣，她也看见了，可自始自终，始终没就身后事对我和俩闺女说过一句话。比如我这才60多岁，她说一句:我不行了你还是要找个人照顾你也好呀，可始终没说。

依我的了解，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其实心里肯定翻江倒海，肝胆俱裂，可为什么一句不说？只能是个永远的迷了。可不说归不说，也没耽误丈夫该找的找，而且找了新欢后，把给自已闺女的家里钥匙都收回了，怕新人不高兴。……

所以我想，病情不同、秉性不同，临“走”时的情况也各有不同:

有的发病急，来不急想什么;

有的明知大限至，但不当家，知道想的、说的全没用，所以干脆不想不说;

有的一辈子奉献无度、责任感强，深感责任没尽到、任务没完成，千叮嘱、万托付，其情其情令人感动;

但也有一辈子的“玩家”，心中只有自已、没有他人，只恨上天不公，没让自已吃够、玩够、享受够，他至死肯定不会想着他人。

老话说:少一种人不成世界。既使到了大限临近，人和人想的也肯定不同。

我是七十六岁的老人，我认为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本不想说，还是说几句实在话吧。

我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生命垂危的时候，最好什么也没想，能活一天，就要高高兴兴的活一天。想多了，根本什么用也没有，这个地球，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咱老百姓命如草芥，何必去想那么多呢？

再说，你想了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人老了，就是一根朽木，一个喘气的废物，你想了，你说了，谁又会听你的？你还不如面对死亡，哈哈大笑，给儿女留下一个豁达，开朗的印象。

谈起年迈之人临终之际的言行，我有一则日记可供分享。

4月16日13时30分，他痛苦的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二岁。

他咽气之前一直在指自己心痛，不断抓自己的胸口，打了“杜冷丁”还是乱抓，三层衣服的扭扣全被抓开了。他已不能说话了，闭着眼，嘴微张着，但听不到声音，面部奇怪的抽蓄着，象痛苦，又象悔恨，突然随着全身一震，腿一蹬，头歪向一边，面部没了表情，没了呼吸。这时人们七手八脚的把他从炕上抬到了早已备好的冰凉的木板床上，于是驚天动地的哭声开始了。邻居老太令逝者的儿子给父亲手里塞了一卷钱，点燃了倒头纸。

他仍然经管着自己的那片菜地

五个月之前查出他患有胰腺癌，医院建议作化疗，他坚持不作，家人尊重他的选择，带着医院开的一大包药回家了。儿女们万分震惊，感到天要塌了，一个个泪流满面，但他淡然一笑：“我料到这病不好，不过没什么，我不怕死，人总有这一天，说不定还能熬过来呢。”

他是我的长辈亲戚，曾经是一位铁路工人，6O年困难时期返乡回家，入党后先后担任村支书和生产队长直到生产队解散。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农民，明知自己得了绝症，临终前这150多个日日夜夜他是怎么过来的？为了不给儿女增加经济负担，他放弃了延长生命的化疗，在他内心世界里发生了哪些惊涛骇浪而他又是怎样使自已保持心态平衡和表面的淡定。

在这些日子里他先后参与了两个孫子的婚事活动，在那喜庆的日子里他总是乐呵呵的合不拢嘴，尽管儿女们把婚庆安排得头头是道，他还是放心不下，又是招呼客人又是查看灶厨，反复叮咛要招待好客人，宴席标准要高，量要足，不能失了礼数。在婚庆席上他乐滋滋的喝着用大红包换来的孙媳妇敬的茶水，完全不象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

在这期间，他没有交待后事，没有畄下遗书，还是一如既往的安排着自已有规律的生活。早晨6点起床打扫院落，然后给自已和老伴做早饭，饭后便去经管自己的莱地。村里土地整合，三个儿子的耕地都被承租人种上了猕猴桃，仅剩下的一小块地他种了疏莱供三家儿女吃，直到最后他下不了床才停止了劳作。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是四九年生的，说起来也算隐隐约约看得见鬼门关的人了，我还真的考虑过死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