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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苏东坡在文学领域的地位被过度抬高，他的词勉算一流，诗可二流，书法至多三流。我知道我这样说，一大批苏粉会给我丢臭鸡蛋。 在这里简要陈述下理由。

（1）说东坡是豪放派代表比较勉强，实际上他是典型的婉约派词人。苏东坡的词，印象深刻的只有三首算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确实不错，密州出猎压根就是声大而无实。史书也说东坡词一分豪放九分婉约，最大的贡献是他首先把词改变了画风。也就是说豪放词他先发明创造的，所以他就是巨匠和大师，这个明显是有失公允。

（2）东坡非常自恋，恃才傲物不知自敛。 史载，一日东坡拜见王安石，适逢王不在府上。见桌上有首咏菊诗刚写了一半，“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认为菊花只会调谢枯萎而不落瓣，何来“满地金”一说。于是挥毫续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自己被贬到黄州，看见枯菊花瓣果然纷纷飘落，才恍然大悟改错了王安石的诗。要知道，王安石啥人，是当朝宰相，作为下属你还真够能的，好在王安石肚量大，没跟他计较。

（3）仙才天才的称谓名不副实。个见，苏东坡诗不如陆放翁，词不及辛稼轩，但矫情做秀功夫远超二人。东坡之词，多系非月则酒，非梦则游，格局很小，偶小惊艳，也是吟风弄月茶酒棋琴之间小吟之趣，不足久观。世人多誉东坡诗书文三绝，抱庸以为尚可，但无一登峰造极。

（4）东坡性情虽够风流，但为人不坦率，比较虚伪。最明显的就是天天喊着想归隐赋闲，就不舍不掉乌纱不愿辞官。如他的词行香子·清夜无尘：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长琴，一壶酒，一溪云。

没人拦着你辞职，不辞就别哼唧，光说不练，心口不一。

我是抱庸，热爱原创诗词，欢迎关注交流。

在今人看来，陶渊明好像生前便是大腕，实则不然。在苏东坡之前，陶渊明有些名声，但显然算不上名家大腕。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苏东坡的大力颂扬，就没有陶渊明今日的文化史地位。田晓菲等人就曾梳理了陶渊明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大诗人”，确立其经典地位的，其中，苏轼的颂扬与追和陶诗，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苏东坡为何那么喜欢陶渊明？答曰：陶渊明的生活方式，是苏东坡总是渴望，却始终无法实现的一种理想。陶渊明是苏东坡的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梦！

【田晓菲名作《尘几录》，该书研究了陶渊明作品的传播和接受问题。她对陶渊明经典化有着详细的考察，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封神之路上的最重要的“贵人”。】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既然喜欢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官场那么险恶，仕途那么坎坷，苏轼为何不干脆退隐呢？

苏东坡之所以为苏东坡，那般可爱可亲，那般魅力十足，历千年而不衰，是因为他是一个丰富多样，具有多重面目的可爱善良人物。

苏轼个性中具有多重矛盾，他厌恶官场的迎往送来，讨厌过多的聚会，把频繁无益的宴饮视作“酒食地狱”。苏轼又好热闹，喜欢交际，爱与文人才士交往，切磋琢磨。

【图：海南的东坡纪念雕像。这般打扮，比较符合苏轼隐逸田园的人生理想了。只是在海南的几年，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苏轼衰老了许多。遇赦北归途中，见到他的人，都忍不住感慨东坡老矣。】

他自幼向往隐逸生活，但最终还是回归尘世。老家眉山道教氛围浓郁，他要做道士，曾“亡逃山林”。然而，却被爹妈劝了回来，读书成家。

读书之后，被志士仁人感召，感佩舍身取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英人物。当他意识到做范滂可能无法尽孝，甚至殃及家人时。母亲程氏反问他：“如果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做不了范母吗？”

蜀地偏居一隅，而苏轼从小便关注时政，以当时君子贤臣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等人为偶像，希望成为经世治国的栋梁之才。父亲苏洵等人，看好他教导他。当世名士贤达如张方平、欧阳修、梅尧臣和韩琦等，亦以国士相期。

仁宗皇帝也看好苏轼兄弟，认为他们都是宰相之才。这都让苏轼感奋不已，激发他的报国热情。因此，虽然仕途淹蹇，他从来未放弃“有补当世”的人生理想。

正如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言，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一切困苦艰难，都会被他化解掉，成为他成长进步的养分，感悟人生的原料。他人通常以抗拒逃避的消极心态，看待人生的失意，而苏轼却以拥抱的心理，体验人生的积极心态，并借助庄子的“齐物”思想，认为不应该看低排斥苦难，忽视它们的价值，而应想追求欢乐和安宁一样，接受和品味它们。

佛教的空宗思想，同样帮助苏轼走出生命的磨难。因为一切的一切，终将归于虚空。我们所执着的此刻和此生，本来不存在，将来也必将消失，过分在意，执着于得失，皆是愚昧。因此，不如随缘自适，借助生命的这些际遇，破除俗谛，体悟印证佛家的真谛，祛除无名的遮蔽，促进自身的觉悟。

只有经过了一生，才能说苏轼一生多磨难，仕途多坎坷。j过完一生的苏轼，可能发现自己仕途坎坷，有点不划算，可他无法让时光倒流，也无法发明时光机器，穿越到从前，重新选择，另铸今生。因此，苏轼生前，题主所说的问题和纠结，在苏轼内心，并不强烈。

换言之，题主之问存在巨大缺陷，苏轼不可能预见磨难的出现，他的一再复出和重起，固然因为他渴望继续参与权力的游戏，还在于老天为他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看好苏轼，或者希望借重苏轼才华和名望的人，一再希望苏轼再起，这都是促成他继续从政的重要原因。

【图：河南平顶山郏县的三苏园】

一流的文人，能够做到部长级，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苏轼官至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文化部）部长。苏轼为官的政绩，也非常突出，只是政绩不似文章，受其恩惠的百姓过世后，这些政绩便逐渐被人遗忘了。而苏轼的文章又那么精彩出众，以致人们以为苏轼政绩平平了。

凭个人能力，官位比苏轼高的大作家，只有做过副宰相（相当于副总理）的欧阳修和苏辙了。一个是他老师，一个是他弟弟，而他们也只是比苏轼高一级而已。晏殊虽然做到宰相，但文学成就跟苏轼不是一个量级的。

题主的疑问，当是出于对苏东坡才华的认可和惋惜的基础上，并放大了苏轼渴望隐逸，酷爱自由的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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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诗人、大词人、大文豪，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超人，更不意味着他就是仙人，他也是饮食男女，他也有自己功成名就的理想，他也不能轻易脱离俗世尘缘，连人称至圣的孔子都不能，何况苏东坡。

确实，在平凡的俗世，苏东坡是不俗的代表，他一生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却一直喜欢参禅，喜欢礼佛，喜欢游寺院，喜欢与方外之人交朋友，他自己取的号便为“东坡居士”，居士，是对在家信佛者的尊称，可以说，苏东坡是当时文人官员中最有佛缘的一个人。

苏东坡主张禅净兼修，以诗文弘扬佛法，以禅喻诗、论诗，发人深省，曾与佛印禅师等方外人士成为至交，一生往来，传为佳话。他写了很多与佛教有关的诗歌，包括参禅诗、礼佛诗、与僧众的交游诗。据统计，苏轼存世的2700多首诗歌中，单是诗题中有“寺”“院”“僧舍”等字的作品就达140多首。

苏东坡最著名的一首参禅诗，便是他在游览庐山期间，题于西林寺墙壁上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其他观寺游院、与僧师对答之类的诗歌则比比皆是，随便搜索一下，便是一束：

《戏答佛印偈》：“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西方真人谁所见，衣被七宝従双狻。当时修道颇辛苦，柏生两肘乌巢肩。初如濛濛隐山玉，渐如濯濯出水莲。道成一旦就空灭，奔会四海悲人天……”

《戏答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为谁甜。”

而同时，苏东坡在官场行走，也颇不得意，尤其是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改革以后，苏东坡因为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遭到排斥和打击，遭遇“乌台诗案”，坐牢百余天，后数度贬官，十数年间，先贬黄州、再贬登州、又贬惠州、远贬海南儋州，然而，无论遭到怎样大的打击，无论贬得多么远的地方，苏东坡始终没有隐退或出家。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苏东坡太热爱尘世的生活了！

苏东坡对生活热爱的程度，在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序》中记录无遗：“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而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还是一个天生的美食家，爱到要命的“吃货”。这样一个活色生香的人，有可能放弃人间俗世那么多鲜美之味而去隐退或出家当和尚吗？

一分道义一分责任，一份责任一份牵挂，几许牵挂几许累，宦海浮沉，想要抽身谈何容易，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恩或为仇，如是等等，非大智慧，大毅力不可行也！谢谢邀清！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