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976年这十年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中国现在会更强大，更富裕，人民会更幸福。

1934年11月26日，白崇禧下令桂军一线部队放弃桂北重镇全州，主力向后收缩，全力凭障桂系的老窝恭城和桂林一带，于是在老蒋精心布置的湘江防线上，出现一个致命的缺口。而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主力，正兼程从湘江以东向全州开来，红军完全有兵不血刃突破湘江防线的可能。

白崇禧的这次部署变更，源于“卧底”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内称老蒋有驱使桂军与红军死拼的企图，然后以尾随的中央军趁势进入广西境内，一劳永逸解决掉总有“反心”的桂系。白崇禧当时掌握的桂军总共有18个团，满打满算也就六个师的兵力，而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的中央军薛岳追击部队，拥兵整整九个师。

桂军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如此部署必然使湘江防线空门大开，红军势必轻易通过全州、灌阳和兴安的三角地带北上，界时南京方面追查下来不好交代。白崇禧愤然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原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管他呢”！部署停当后，白崇禧才带着刘斐去见湘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

刘建绪见到桂系老二时，还以为桂军和湘军已经完成了在全州附近的防线衔接，则红军渡过湘江的道路被完成封闭，他不知道的是，桂军即将大踏步后撤从而留下了一个口子。历史事实是，白崇禧跟陈济棠不同，他跟红军没有任何联系和秘密协议，只是出于本方利益最大化的精心安排，其它的就是心照不宣了，而红军能否第一时间占领全州，那就要靠指挥员的战机捕拿敏锐度和战斗决心了。

1934年11月26日下午，白崇禧电告刘建绪派兵接防全州，然后桂系正规军立马撤的一个不剩。入夜，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开国中将）率便衣侦察队进入全州，发现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敌人仅残留一个300余人的保安团，战斗力低下且随时准备逃跑，而湘军的接防部队尚未到达，这是一个轻取全州的绝佳机会。

红军和湘军哪一方抢先占据全州，哪一方必将在湘江之战中获得主动，于是刘忠派人到后方联系，要求已经到达湘江东岸的红一军团前卫部队第2师红5团火速渡江，趁虚占领全州。刘忠此前曾经担任过红5团团长，深知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兹要部队抢先入城，必会牢牢钉在这里，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夺得一个坚固的桥头堡。

可惜的是，刘忠这个侦察科长级别太低，无权直接指挥部队，而红5团现任团长陈正湘（开国中将）也做不了主，因为跟随红5团行动的还有一位上级领导：第二师参谋长李棠萼，黄埔六期的老资格。李参谋长对于是否应该渡江攻城有些犹豫，因为还没有接到军团指挥部的命令，于是做出了战史上至为遗憾的一个决策：派骑兵通讯员向军团部汇报，以便接受最新指令。

红军团级部队没有电台啊！通讯手段的落后终于酿成大祸，当红一军团部“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紧急战斗命令下达到红5团时，已经是11月27日的下午，就在李棠萼和陈正湘率部开始行动时，湘军刘建绪所部的一个师，已于下午五时抢先进入和接防了全州，并摆开了向红军进攻的阵式。李棠萼只好命令部队就近抢占了觉山铺一带山地，紧急构筑面向全州的防御工事，这就是“战机转瞬即逝”！

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失误，本来送给我方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红二师参谋长的错误决策，让红军痛失好局，从而也注定了湘江之战的悲壮。从此时起，源源抵达的湘军以全州城为依托，疯狂进攻红一军团的觉山铺阵地，而如果觉山铺失守，则湘军就可以一路突到江边，彻底封锁渡口，80000多红军将全部被阻截在湘江东岸。

于是红一军团在觉山铺跟湘军进行了惨烈的攻防作战，11月30日军团长林彪甚至发出了“阵线动摇万分危急”的电报，请求中央纵队全速过江。因为面对近60000湘军的轮番进攻，不足20000人的红一军团兵力已用到极限，连军团部附近都出现了敌人，尤其是在横亘江边的狭长山地作战中，一军团要不断应对敌人的侧击和迂回，防御压力极大。

与此同时，老蒋也已然发现桂军在耍猾头，以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逼迫桂军重新投入作战，白崇禧遂于11月28日起，命令桂军反身发起攻击，与红三军团爆发激战。民国历史上比较强悍的两支军阀部队，分别于红军最善战的两个主力军团在湘江西岸全面交锋，战斗的惨烈程度超乎想像，虽然这两个军团最终坚持到了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但损失空前。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李棠萼参谋长能够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指挥红5团第一时间抢占全州，则红一军团将获得湘江西岸阻击战最有利的支撑点，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坚持到红军全部渡过湘江，湘江战役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时候，究竟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还是“兵贵神速”，对基层指挥员都是个非常两难的选择题。

李棠萼参谋长1935年8月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四川松潘地区，年仅28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它揭示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的精神，彰显了人民军队百折不挠的精神。它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总结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如果将敌对双方的位置交换，换成国民党的军队，就早被消灭了。

在长征的初期，虽然红军遭受了损失。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红军开始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之后，中央红军终于于1935年6月，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回合。

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集中了红军的力量。在两支红军会师后，双方的兵力总和达到了十余万人。如果决策正确，会很快开展出一个新的局面。

在当时，出现了以毛泽东提出的北上的方针和张国焘提出的南下的方针。毛泽东认为，现在所处的地区很坏，不能保证红军的生存，需要赶快做出决断。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红军最好的选择。因为当地地域宽大，容易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可以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

再加上北上的敌人比较弱，如果红军主力立刻北上，敌人是无法阻拦的。而南下要面对优势的川军，而且蒋介石的中央军也跟随入川，没有必胜的把握。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还是北上有利。

而张国焘则认为，南下攻打成都是更好的选择。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和川军长期作战，对川军的作战有着战术上的优势。虽然川军人数众多，也可以战胜。如果南下成都平原，就可以占领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地区，会对红军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影响。

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到最后，虽然张国焘同意了北上的方针，但他北上心甘情愿的。最终，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北上，剩下的部队在张国焘的带领下南下，企图打下成都平原。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川军在蒋介石派来的军事顾问整编指导下，军事装备的补充下，川军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后面虎视眈眈，随时要入控四川。在老家要被断掉的情况下，四川军阀空前团结，川军也显示了不同以往的疯狂。

在南下的关键战役百丈关战役中，川军在空军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成连、成营、成团、成旅的集团冲锋，死尸铺满了红军阵地前沿。最终，红军虽然英勇奋战，歼灭敌人一万五千余人，可是自己也付出了伤亡近万的惨重代价，最后只得向北撤退。

张国焘的南下决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南下的红军在短时间里，就从四十五个团八万多人，减少到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终，张国焘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结束了他的错误方针。

在这一次决策的纷争中，显示出了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的时候，只剩下七千多人。但是，中央红军刚落下脚，就开始了新局面。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发动了胜利的东征和西征，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战争决策是无比正确的。

而张国焘错误的坚持他的方针，使得红军四爬雪山，三过草地，遭受了很大的牺牲。如果当时他听从毛主席的决策，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一起北上，那么陕北的形势会有很大的不同。强大的红军甚至可以席卷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

如果这样，中国革命的形势会出现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一切都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战争决策而未能实现。这一切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从此后，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是历史笑春风，欢迎大家关注我，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红四方面军组建之初，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屡战屡胜，队伍迅速壮大，可是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由于集大权于一身的张国焘的独断专行，定下错误的战略决策，使红四方面军在兴盛的情况下转眼陷入全盘被动，身临险境。

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了统一指挥，当地的红军整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但当时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张国焘集大权于一身，在实际上掌控着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徐向前只有战役指挥权。

红四方面军组建后，仅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通过几次大的战役，歼敌6万余人，粉碎了蒋军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迅速扩大，部队得到了迅猛的扩充，打下了极佳的局面，形势一片大好。

蒋校长当然不甘心失败，他大为光火，亲自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30余万兵力，大举进攻我根据地，企图消灭红四方面军。

此时，红四方面军连续作战多月，已十分疲惫，战斗力也逐渐下降，所以徐向前建议集结休整，巩固老区，准备反击敌军的‘围剿’，陈昌浩对他的提议也表示支持。

但张国焘却断然否决了这一建议，他独断专行的表示：‘现在已转变到我们同敌人决胜负的时候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红军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实施不停顿的进攻！’

在张国焘不容置疑的坚持下，红四方面军疲惫不堪的南进直取麻城，但久攻不下。而蒋军这时已从多路推进，构成了对红四方面军三面夹击之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之中。

徐向前也成了张国焘的一个棋子，般来调去，有苦难言的徐总指挥只能拼尽全力，争取摆脱被动的局面，但面对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蒋军，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呼无奈！

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丢失殆尽，最后拼死在漫川关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摆脱敌军，脱离险境，慢慢的恢复元气。

多年以后，徐向前回忆说：‘这次作战在战争指导上犯了错误，领导上很主观，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当时我们也不是很高明，但提出的意见也不被接受，上级的自以为是，造成了一误再误，一错再错，以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红四方面军几个月奋勇鏖战，努力拼杀出来的得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却因为张国焘自以为是的决策，转眼便葬送得无影无踪，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痛惜！

历史微点与您共同学习，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看报刊等资料介绍，感到如果不暴发朝鲜战争，我们国家不抗美援朝就会一鼓作气解放台湾统一中国了，痛失了解放台湾的好时机。

松潘战役，由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他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导致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的有利时机，致使战役失利。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第二天，中革军委正式下达《松潘战役计划》。

就在红一、四方面军刚会师时，张国焘见中央红军衣衫褴褛，武器装备落后，兵力才2万多，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他个人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拒不执行中革军委指示，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无理要求，如增加四方面军的将领为中央委员，要解决统一指挥权问题等等，迟迟按兵不动，失去了战机，中革军委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

后来张国焘执意南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勇气，用了十几天的时间，穿越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艰难北上，摆脱了困境，实现了北上的目标。

敦刻尔克，希特勒突然中止进攻，有何内情？

1940年的初夏，英法联军被绕过马奇诺防线的德国装甲军团打得溃不成军，成千上万的人员和物资被压缩到法比边境的海滨小城敦刻尔克。当时的运力最多抢运不到三万人渡海，但被压缩到海边的有近四十万人，大兵压境，疲弊不堪，英法联军危如累卵，盟军司令部几乎绝望。可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下令装甲部队停止进攻，原地待命！

就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英法联军如获至宝，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把逾三十万人运到了英国。几年后，这些人再次回到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成为终结希特勒的致命利剑！希特勒的突然命令是改变战局的关键，是他脑子有问题吗？非也，这里面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杀鸡焉用牛刀”。敦刻尔克地处法国东北部海岸，沼泽水网密布，不利于坦克部队作战。德军坦克部队一路从德国开过来，虽势如破竹，但也略显疲态。在海边同形同羔羊的英法军队作战已不值当。

其二，“平衡战功”。战争打到敦刻尔克，在德军统帅帐下，还有一支“精锐”没有出动，那就是戈林的德国空军。如果让装甲部队继续进攻，毫无疑问会摧枯拉朽地干掉对手，但同时也会让陆军居功自傲，不利于指挥。这个时候适当地让空军来收拾战场，有利于军种之间的平衡。同时，海滩地也有利于空军发挥作用。

其三，“给英国留余地”。希特勒是一个政治狂人，但不代表他是一个疯子，反而他实际上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在驾驭全局上他有过人的本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把英国赶出大陆即可，而不是灭亡英国，因为他清楚德国海军没有那个实力。因此，希特勒准备在敦刻尔克给英军留后手，不把对方赶尽杀绝。他企图给老牌帝国留下最后颜面，以换来对方的理解甚至和解。在敦刻尔克收手，至少可以让对方冷静下来，理性地面对现实，不会在将来疯狂地报复。

当然，希特勒没有料到，英国人并不“理性”，丘吉尔上台后更加强硬，根本不跟法西斯德国言和。希特勒稳定西线的妄想彻底落空。

公理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政客的如意算盘在历史巨轮面前只不过是螳臂当车，希特勒在敦刻尔克的小九九最终沦为天大的历史笑话。

个人观点，欢迎关注一下。

<2>与我军开战的决策，都将会“痛失好局”。

1，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委员长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和谈。委员长求和平的诚意看似满满，其实是在赌毛主席是否有勇气来和谈。被蒋介石囚禁的风险很大，毕竟，委员长也被人囚禁过（西安事变）。不过，毛主席为了揭穿委员长假和谈的阴谋，毅然去了重庆。

此时，如果双方真的执行了和谈协议，国民党将成为“新中国”第一大党！而且，还是拥有最大兵权的第一大党（我党最多只有20个师正规军）！还是占领最富庶的江浙沪地区的，最有钱的第一大党！还是拥有最强盟友的第一大党（不仅欧美各国，甚至苏联也是想拉拢国民党的）！

经过漫长的和平融合，以及“糖衣炮弹”的轰炸。胜负如何，真是难料。但是，委员长仗着有美援，有500多万正规军，选择武力解决内政，发动了内战。结果，越打越穷，越打地盘越小。

2，美军不顾我国警告，越过三八线，打到鸭绿江。

金家打南韩，如秋风扫落叶。美军打金家，也是顺的不行。毕竟，实力差距在这摆着。

美军作为当时最土豪的军队，除了苏联，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于是，当我国发出警告的时候，美国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教美军以后如何做人。

此战之后，原“联合国军”指挥官麦克阿瑟直言：“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也说： “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在之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吸取了教训，陆军不敢越北纬20度线，执行"南打北炸"战略。

（文|勇战王聊历史）

何腾蛟反攻湖南的战役，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公元1648年，在大顺军的协助下，南明军开始向清军发动反攻。这年四月，堵胤锡、马进忠利用孔有德等三王兵马撤出湖南的机会，于十八日由湘西九溪卫（在今湖南慈利县西北）、永定卫（今湖南大庸县）出发，二十四日收复了常德。一度降清的将领陈友龙也在靖州反正归明。

十七日，陈友龙派兵进入贵州黎平府，活捉会同县清知县宋云梯，黎平府推官蔡珽逃往黔阳。清偏沅巡抚线缙向朝廷报告：“武冈、黎、靖、会同一带犹属旧治，响应神速，尽裹网巾。”又说：“宝庆一府所辖五州县，今新宁、城步、新化陈友龙、王国柱作叛，已去三县；武冈危困三月，亦在叵测，所存邵阳一县半怀观望。”七月初一日，陈友龙部攻克武冈州。八月初五日，陈军又攻克宝庆府（府治邵阳）。

正当湖南局势对南明处于极为有利的情况时，原先负有丢掉几乎湖南全境的罪责，一直龟缩于广西桂林的督师阁部何腾蛟却急不可耐地妄图窃取“复湘”首功。尽管何腾蛟位高兵多，却庸懦无能，顿兵永州城下，久攻不克。他眼看堵胤锡部已经收复常德，陈友龙部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复湘大功很可能落入他人之手，竟不择手段地加以破坏。

何腾蛟对陈友龙怀有很深的敌意。原因是刘承胤在武冈降清时，陈友龙本不情愿，迫于当时的形势勉强归附清朝；清方为了使他死心塌地跟随自己，故意责令他带兵进攻何腾蛟的老家贵州黎平，俘虏了何的家属。

陈友龙反正以后，先后占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收复常德地区的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何腾蛟为了泄私愤、争头功，竟然指使南安侯郝永忠率部由柳州北上靖州地区偷袭陈友龙部。

郝永忠一介武夫，长期受何腾蛟笼络，当即奉命行事。他以借道靖州恢复辰州为名，突然对陈友龙部发起攻击；陈友龙毫无防备，全军溃败，带着残兵败卒逃入广西向永历朝廷诉冤。陈友龙军既在何腾蛟挑起的内战中被打垮，不仅趁胜进攻长沙的计划破灭，宝庆府也被清总兵张国柱、参将魏守职重新占领。　　何腾蛟导演的南明军队自相火并，使湖南清军得以喘息。直到十一月初一日，何腾蛟指挥的军队才攻下永州，然后再次占领宝庆，延误了收复全湘、东救江西金声桓、王得仁的时间，后果十分严重。

何腾蛟自以为自己能拿下长沙，攫取首功。然而，他情报不明，不知道清廷所派济尔哈朗统率的满、汉大军正在向湖南推进。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二十日，清军在济尔哈朗统率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抵道林市，从活捉的明摆塘兵口中审问得知何腾蛟和马进忠正在湘潭城内。次日清晨，清军快速行进，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马进忠见清军势大，率部南撤，何腾蛟成了无兵之帅。二十一日清军进入湘潭，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屠城，湘潭城中的百姓几乎全被杀光。

何腾蛟被俘后，清方劝他投降，他坚决拒绝，正月二十七日被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一个小坡下。据记载，何腾蛟死前“惟举手拍地，呼：‘可惜！’两掌皆碎”。大概他终于认识到由于自己的偏私心理作祟导致全局隳败，追悔莫及吧。

何腾蛟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气节，应当肯定。但纵观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又无将将之能，造成刘承胤、曹志建、黄朝宣等割据跋扈的局面。

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唆使郝永忠偷袭反正来归的陈友龙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卒至以身予敌。

大家好，我是九州君！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因为战争决策失误而造成痛失好局的案例数不胜数，笔者在这里为大家列出三个：

一是宋襄公的“泓水之战”；

二是“长平之战”后的秦赵对战；

三是安史之乱时期的“潼关之战”。

下面，笔者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三个战例中，原本掌握一手好牌的一方是如何因为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最后导致痛失好局的。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驾崩之后，齐国陷入内乱，宋襄公瞅准了机会出兵协助齐孝公成功得位，虽然宋国国力尚弱，却想借此“义举”并凭借其公爵国地位来压服列国。然而，楚国却不买账，因为楚国也想趁乱称霸中原。因此，随后几年间，宋、楚两国围绕中原霸权展开了直接的争斗，著名的“泓水之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九州配图：春秋时期列国地理示意图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联合卫国、许国和滕国等周边小国共同讨伐郑国，当时的郑国是楚国的保护国。于是，楚国出兵协助郑国反击。

九州配图：泓水之战示意图

最后，两国军队在宋国边境的泓水（古河流名，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遭遇，当时宋军驻屯于泓水北岸，楚军自南岸渡河北上。眼见着这么好的进攻良机，公子目夷建议“半渡而击”楚军，定可不费吹灰之力重挫楚军，然而却遭宋襄公的坚决反对，眼睁睁的看着楚军安然渡河。这还没完，宋襄公看到楚军阵容不整，摆出一副将“仁义”、“君子”之风进行到底的姿态，坚持等到楚军完成列阵之后才下令发起攻击，结果宋国军队惨败，宋襄公负伤狼狈逃走，之后因伤势过重没多久便挂掉了。如此行军打仗，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古奇作”，每每提起，无不让人捧腹。

九州配图：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后世将宋襄公这样谨守“武德”和“仁义”而不知战机稍纵即逝的迂腐之举，称其为“宋襄之仁”。此战之前，宋襄公完全是以逸待劳的状态，而且如果趁着楚军渡河过程予以截击必然重挫楚军，或者等楚军刚上岸整容不整之时围杀，也必然能取得大胜，可宋襄公犯了严重的兵家大忌，错失好局，实在可悲。

“长平之战”取得完胜之后，白起曾想着长驱直入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军40万大军全军覆没被秦军坑杀的震撼结局，让赵国国内定然是举目无措、张慌惊恐、一片哀嚎。白起清晰的知道，在赵国君臣尚未缓过神来的时候，如果迅速兵围邯郸，拿下赵国易如反掌。

然而就是在这样有利的局面之下，秦国国内却传来了退兵回国的王命，这让白起感到无比的遗憾，原本唾手可得的邯郸城，却因为范雎的嫉妒而不得不收兵。赵国也借此缓过了劲儿，从新组织起抗秦的力量。

这个案例里，虽然主将做出了正确的形势判断，然而其背后的最高决策者却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导致好好的局面不得不倒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同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藩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同罗、契丹等外族之兵，统兵近20万人之众，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由在范阳猝然起兵，“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叛军趁势一路西进，于同年十二月（起兵一个月后）顺利攻下东都洛阳，震惊朝野。就在叛军急攻潼关而不得之时，退守潼关坚壁不出的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因宦官监军谗言被唐玄宗以“失律丧师”之罪斩首示众。

接替守卫潼关的是老将哥舒翰，他原本的策略是凭借雄关天险以坚壁清野，同时等待叛军后方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军队断其后路形成合围之势，如此一来，叛军必灭。

然而，令人无比惋惜的是，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把老弱病残的士卒驻扎于潼关前不远的陕郡（今三门峡市西），而将隐蔽精锐部队，借此诱使哥舒翰出战。监军的太监奏报唐玄宗说：“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唐玄宗很不高兴便遣使令哥舒翰出兵尽快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说：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但是唐玄宗在杨国忠的蛊惑之下选择相信监军的情报，又连续多道圣旨催战。被逼无奈的哥舒翰抚膺恸哭，只好率军出关寻战，结果自然是羊入虎口、人地两失。

至此，潼关天险告破，长安城门户大开，不几日，大唐都城长安宣告陷落，唐玄宗也只得向四川逃跑，叛军之势达到鼎盛。

这起案例中，哥舒翰的原本坚守策略原本无比正确，无奈最高统治者因听信谗言和心态焦急而犯下兵家大忌，导致战场形势180度逆转。

三起案例都很好的印证了孙子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场形势预判和决策上的一丁点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局面，让原本掌握在手的一手好牌断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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