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具别才，人有所长亦有其所短。

官场需通迎逢之巧，而非诗才所能运行。

如李白在当今社会，也许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也许只是个大学教授。

就李白来说，一代诗仙酒量如海，醉而诗如泉涌，本来就只适合于文学艺术领域，高深莫测的官场本来就不适合于他。再说就他那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英雄气概，不要说做官，恐怕老婆跟着他也受罪不少。

这个问题可能历史上无数人都讨论过，用现代人的视角聊一聊吧，不一定对。

首先，我们抛开做诗和做官先不谈，先来说说“得失”这两个字，有得必有失，有阴必有阳。给你做诗的禀赋，那你做官方面就只能“失”。这就是天道，不是迷信。比如进入2019年后，我们这一直阴天下雨，连小学生都知道，过了这阵，在春节前后肯定晴天多。晴冬烂年，反之就是烂冬晴年。人和天气都要符合阴阳平衡的规律。

再次，我们来说说李白。他一直自认为能做宰辅，我认为他确实有宰辅之才，能写出伟大诗篇，想象力是惊人的，治理国家没有想象力不行。但是，光是想象力强，能做上宰辅吗？当然不行，这是官场之道，我也不懂，不多说。但李白确实有宰辅之才，却没有宰辅之能。要不然，唐玄宗也不会送他走。

第三，刚刚说第一点时，会有朋友问，你说阴阳平衡，得失平衡，那为什么象欧阳修、晏殊、司马光既能做学问，又能当大官？是不是不平衡了？当然不是，特殊的环境，给了他们既能写又能做官的“得”，他们的“失”照样存在，也许“失”在他本人，也许“失”在他子孙，只不过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李白连自己的子女都照顾不好，怎么能照顾好国家和老百姓。但也正因为他斗酒天涯、不能踏踏实实做好父亲、不能做官的本性，才能写出无人能及的伟大诗篇。

我们每个人，时时处处都活在“得”与“失”里。

他是性情中人，直言利弊，不愿意迎合权位而委屈自己的心神，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修仙学道哪在乎做官呢！他的诗中早有答案！

李白，早年游走长江，黄河流域的很多地方，尝遍各地美酒，观看山川美景，为诗歌创作打下基础。也了解到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和各种劳苦大众的生活。中年才经朋友推荐，被唐玄宗召入翰林，这时他已四十二岁了，自以为可以实现政治抱负。没想，杨国忠等人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沉溺声色，不怎么打理朝政。李白豪放远大的政治理想还没有施展，却被权贵谗言，排挤，不到一年离开了长安，政治上的失败，使李白心情非常苦闷，他也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此后，便又开始游荡喝酒，隐居在庐山一带。安史之乱，唐朝水师东下九江，李白怀着除乱安邦的志向，又参加了平乱。跟错了人的李白又被送进监牢，流放夜郎，中途遇到大赦。

李白的一生，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过程。仕途上的失意，也对李白的诗歌创作多有影响。怀才不過的李白对封建权贵的愤恨与抗争。写有，揭露统治者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等。最能代表李白的一句是:但愿长醉不愿醒。

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我觉得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来分析。

诗仙太白，是盛唐时代的产物，代表着一个开放的，腾飞上升的，蓬勃发展的时代精神，还有就是出现了同时代的书圣张旭，以及以长安为文化，经济中心的盛唐气象，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们。所以他们的艺术作品，诗歌，书法等艺术，自然而然富有时代气息，充满时代精神，一种烂漫主义的历史精神。充满艺术气息，人文气息，思想开放，个性突出的时代特点。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民思想的觉醒，诗歌书法等艺术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带来了文化思想的繁荣昌盛。

而这一切，恰恰就是李白张旭们的性格中最突出，最本真的性格。狂放不羁，桀骜不驯，难得不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突出特征吗？他们是时代的旗手，时代需要他们摇旗呐喊。他们是时代的鼓手，时代需要他们呐喊助威。他们是时代的骄子，天纵英才。

所以，诗仙李白，他的性格就是时代的象征，他应该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非他莫属，他们的方向，就是时代的方向，他们的精神，就是时代的精神，他们的选择，就是时代历史的选择。

至于他的命运多舛，虽然有他个人的性格因数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也包含了封建社会的弊端与极限。我们都在感叹他的遭遇，我们更在高兴他与命运的抗争。

一代时代，成就了一代诗仙。一段人生，精彩了一个世界。一首首诗歌，璀璨了历史的星空。历史是公正的，做不了大官的李白，却成就了一代诗仙的李白。

诗人，就应该与别人不一样，和别人一样就不是诗人了。李白就是李白，和别人一样，就不是李白了，就是李鬼了。

不懂做官的人一定是好官，特懂做官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好官！

李白才华横溢，想出仕，却又蔑视权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智商，却缺乏情商……，幸亏没当官，要不然，让人搞死是迟早的事！

若你知道王安石与苏轼的交结过程就自鉴明了李白。

他的名句就能回答这问题，“安能摧睸折腰伺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