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其境赋华章，

苦雨腥风方断肠。

感慨人生难尽意，

诗词千载永留芳。

《史记》太史公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章憎命达”。

曹植经过洛水，与“洛神”相遇而创作《洛神赋》，已过去七载，而离他当年志得意遂，潇洒倜傥与待才傲物的形象更是恍若隔世。李白的“木兰之枻沙棠舟，……载妓随波任去留”，还是柳永的“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抑或是辛弃疾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都是怀才不遇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蒲松龄仕途无望，守着着糟糠之妻，每日粗茶淡饭，蜗居在瑟瑟聊斋，浮白载笔，写下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相反，顺风顺水的舒适生活，会导之才华消退。“江郎才尽”中的江郎，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江淹，自幼勤奋好学，六岁能诗，十八岁己熟背“五经”，所作《恨赋》、《别赋》 ，更显其才华横溢，被誉为千古奇文。只可惜，中年的江淹混迹朝廷，趋利避害，蝇营苟苟，官运亨通，封侯而终，就文学而论落了个“江郎才尽”的骂声。

苦难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和潜能，从而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是仕途坎坷，宦海沉浮成就东坡的文学。

1057年，苏轼22岁，考取“百年第一”制科三等，初任凤翔判官。后守孝三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38岁就做上了密州太岁，后做徐州太守、湖州太守，青步青云，官运亨通。这时苏轼凭靠天才的禀赋和渊博的学识，文学成就也足以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词开一代豪放派先河，诗比肩黄庭坚。但离千古旷世文豪还有一步之遥，还不能称为伟大的东坡，冠绝古今的旷世奇才，只能算了不起的才华横溢的恃才傲物的苏轼。

苏轼反对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他认为改革要循序渐进，宜缓不宜急，被排斥在朝庭外，“乌台诗案”，因言获罪，九死一生，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迫于全家老小的生计，他只能在东坡开荒，为稻粮谋，以解饥谨，惨到二个儿子，只能望肉解谗，多看一眼都不行，从此苏轼从下了神坛，放下天才、高官的架子，成为了地道的东坡锄禾耕田的乡村野叟。响亮的东坡一词，现在已积淀成文坛独特的风景，一个诗意的文学符号，当时却饱含了无奈的辛酸。

在黄州，苏轼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宇宙人生进行深入的思考，脱胎换骨，涅槃重生，文章走向成熟、深刻、伟大，是赤壁成就了东坡文学的高峰。苏轼刚被贬到荒无人烟的黄州，他内心充满了苦闷与彷徨。他被地方官府监视居住，没有签署公文的权力，没有朋友再与他往来，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赶快划清界线，甚至天下之大而无立锥之地，感到了四面楚歌，十里埋伏，危机重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从天堂一下子堕入地狱，从富足堕入困顿，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苏轼从佛法、道家去寻找答案，终于构建起了善于化解不利条件心理防御机制。在黄州，苏轼将自己改名为东坡，开始了艰难、痛苦的蜕变，将自己旷达乐观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不再焦躁、烦闷尖刻变得宽容、豁达、超脱，他融儒、释、道的哲学更为深广，对宇宙人生进行了重新的审视，这种哲学思想转变体现在文章上升华了人生境界，格局自然高远。而黄州的山川草木，赤壁的清风，承天寺的月光，沙湖道上的风雨、东坡的

荒地，雪堂的陋室、临皋亭的涛声……激化了他创作的灵感，全部诗化成他笔下的文学艺术，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过成了诗和远方的浪漫，赤壁系列诗文成为响绝千古的绝唱，标志着他文学走向最高峰，成为中国文化一道独特的景观。

结论：

苏轼若没有经历贬谪，他的文学成就己经很高，苏东坡的词，打破词为艳科的潘蓠，“以诗为词”，拓宽词的题材，开豪放之先河，与南宋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泰山北斗，并称“苏辛”。苏东坡的诗清新豪健，艺术手法丰富、独具风格，汪洋恣肆，浑然天成，与“黄庭坚”并称，艺术成就比肩李杜。苏东坡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文如海，苏文如潮”，散文与北宋文宗欧阳修齐名，这是由他天才与学识决定的。但是没有接二连三贬谪经历的话，他的作品高度、深度、广度、厚度将会失色不少，他的代表作主要在被贬黄州之后，他的“赤壁”系列诗、词、赋、文，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所谓病蚌成珠，破茧成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贬谪坎坷了他的人生，却成就了他的文学。

我的观点是，苏东坡如果没有官场屡次被贬的经历，他的文学成就依然会和现在一样非凡。

在论证这个观点前，首先要简单介绍一下苏东坡生平。苏东坡生在北宋，其父为文坛大家苏洵，其母为程氏出自名门(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自幼也是饱读诗书。在如此家庭的文化洗礼熏陶下，加之苏东坡天资聪明、勤奋好学，21岁就中进士，主考官是欧阳修和梅尧臣，欧阳修当时对苏东坡大为赞赏。但是后来他的仕途一生坎坷，不是因为父母病故，就是就是因为上书王安石变法弊端等等被贬数次。以至于后世戏谑苏东坡: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

苏东坡在诗温柔、词、散文、书法等取得了很高成就，其诗豪迈清新，独居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其书法与当时黄庭坚、米沛、蔡襄并称“宋四家”之一等等。可以说苏轼综合文学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无人出其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没有那个文人取得他这样的全能综合成就，放到体坛奥运会，就是妥妥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

回到提问者抛出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说所东坡即便没有被屡次贬谪还能获得这样伟大文学成就呢？看看苏东坡所在的环境。他所在的北宋，是一个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当时赵匡胤制定了一个不杀谏郭官和士大夫的基本国策，所以北宋时代就出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没有一个士大夫因政被杀，那他们出了问题皇帝怎么整治他们呢？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答案就是发配贬谪。所以你看那个时代的文人大咖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哪个不都被贬谪三次以上。苏东坡只不过比他们还多几次罢了，这些当时的文坛巨擎一样都取得了辉煌成绩。苏东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的出身和勤勉分不开的，外部客观环境只是他文学路上的异样风光而已，成就他文坛领袖地位的是他的“饱腹诗书气自华”，是他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未遭贬谪，风花雪月，一遭贬谪，音韵滴血。人在挫折中更容易成就思想和艺术。楚国之亡，成就了屈原，宋室偏安，成就了陆游和辛弃疾。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贬成大诗人。李白在“五代为庶”的魔咒下挣扎，一心想摆脱现世，因此成了诗仙。杜甫逢安史之乱，关注民生疾苦，推崇尧舜之治，因此成了诗圣。顺境中往往扯闲篇，挫折中才有更深刻认识和洞察力，所谓“愤怒出诗人”。苏轼如果无贬谪，大概也如他兄弟苏澈一般。

山，屹立在那里。无论风雨，依然屹立。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真金不怕火炼。

谢悟空邀请，武哥说文很乐意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只是草率的回答是或者不是，很简单，如果要很审慎的回答，难度很大。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这类因政治上被贬遭流放而在文学上大放异彩的现象很普遍。

这种普遍性，让这个本来只是关于苏东坡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当然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论述空间和思考余地。

苏东坡自己其实是有回答的，我们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宋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苏东坡在赦免之列。1101年3月，苏东坡由海南儋州返朝，途经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已经是5月了。在金山寺，苏轼看到了李公麟在10年前所画自己的肖像还挂在正中。回顾一生，心潮难平，感慨万千，无尽感慨涌上心头，写下了这首含泪带悲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李公麟画的苏轼肖像）

作此诗时，苏轼离去世只有两个月，堪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好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苏轼回首了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纵有波澜壮阔的忠义，也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了。在人世间漂泊了这么久，如果你要是问我一生的成就和功业在什么地方？那就在黄州、惠州、儋州吧。

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完全达到了自我解脱的境界，回归自然了，他想到的最得意人生经历，不做礼部尚书时，也不是阀州、徐州、密州作知府时，而只是在被贬谪的三州。

写到这里，想到了曹雪芹的一句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苏东坡在嬉笑怒骂的表象深处，满腹辛酸是无人能懂的，高处不胜寒的苏轼，哪怕是在起舞弄清影，也是高冷而孤独的。

所以对苏轼来说，那最苦的三个地方，也是成就他的地方，因为，在这三个地方，苏轼与山水对话、与清风明月对话、与历史古迹对话，也在夜深人静时完成了与自己的对话。

不断的被贬谪，不断的流离失所，不断的“身如不系之舟”，苏东坡屡次在绝望中重拾希望，在悲哀中走向豁达，我们同情他命运多舛，我们也庆幸他如此强大。

我们要先粗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化。

贬谪最早应该在商以前，因为《尚书》中有“流宥五刑”的说法，一直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贬谪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是体现皇恩浩荡的一种慈悲政策。苏轼受“乌台诗案”的影响，也亲身体会了皇恩浩荡，这个皇恩，除了神宗皇帝，还有开国的高祖皇帝。因为当时御史台的人是想在挖空心思要把苏轼置之死地的。

在宋及其以前，贬谪流放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岭南、湖湘、荆楚。这几个地方，苏东坡都有幸去过，而在那个时候，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现在的这些好地方，在当时还是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到处乌烟瘴气。

(苏轼在海南)

古代最著名的几个贬谪文人，最早是屈原，他是第一个被贬谪还浪漫抒怀的文人，流放江南时所作《离骚》。在唐的元和、宋的元丰、元祐时期，流放了很多很多的人，其中有真的该流放的，也有遭受政治破害的，我们所涉及的是后一类。比较著名的有元和年间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宋元丰、元佑年间的苏轼、秦观、黄庭坚等。

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苏东坡了，作为中国古代贬谪文人群体中的杰出人物，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共被贬谪三次。

古时候的这些贬谪文人，他们主要在抒发些什么呢？

远离政治中心，又是背井离乡，就感觉理想破灭，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内心忧愤，抑郁难伸。于是，或寄情山水、或书信和唱，或直抒胸臆、或怀古喻今，心中愤懑喷发而出，诉诸笔端。苏东坡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等千古绝唱，就是如此背景下产生的。

苏东坡被贬谪流放，是其性格使然，我引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用一个故事来说。

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

（苏轼与王朝云）

跟随了苏东坡大半生的王朝云是非常了解他的，苏轼也一直都把她引为人生知己，后来朝云死后，在为纪念朝云而修筑的“六如亭”上，苏轼亲撰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缺点。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都是“不合时宜”的，屈原是这样的，孤芳自赏不成功就成仁；李白是这样的，轻狂清高看不起俗人；杜甫是这样的，太过愁苦没有一刻轻松；韩愈是这样的，太过执着理想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苏东坡更是这样，反对改革派的极端也反对保守派的迂腐，直来直去两头碰壁。

而正是这样的苏轼，才是我们熟悉的苏轼，不圆滑世故，不韬光养晦。一个完全放养本心的苏轼才可能攀登上艺术的最高峰，与心灵对话，实现脱离世俗羁绊的超脱，他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灵魂才可能最接近“道”。

所以，虽然结论有些痛心，我还是固执的以为，苏轼的被贬谪是必然的。

苏轼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一个伤痛，他还得感谢那个时代，换成中国古代的其他任何时代，苏轼的命运可能会更悲催，或许在“乌台诗案”中就光荣了。

或许是一个同样伟大的文学家。毕竟苏轼的作品，除了黄州惠州儋州的，还有许多杰出篇章，从他被贬谪开始，正是他人生的成熟时期，他无法压抑的才情必然会喷发，如同有生命的火山，不在这里喷发，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喷发。

在古代文学史上，李白、杜甫、欧阳修、王安石等一大批杰出诗人、词人、散文家都没有遭贬谪流放，一样可以创作出流芳千年的作品。

（苏轼的寒食帖）

或许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苏轼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而且排在第一。他曾遍学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等五代名家，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他自己都说：“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晚年加之学问、识见的丰厚，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等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还可能是一个伟大画家，还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家……在北宋，苏轼是当之无愧的全才、通才，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独特的文人气质和气度使得苏轼的一切作品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苏轼在惠州）

当然，苏轼再不济，也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当然，这样的苏轼就一点不可爱了，甚至有些面目可憎了。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对苏轼的一切猜想都非常吸引人，好像无论后人怎么假设，这个豁达开朗的老头都不会怪罪，他甚至还可能兴致勃勃的参与进来，给你提供灵感，让后人源源不断的吸取他的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学。

系统回顾苏轼的一生，我们才愈加觉得他真是一个天才，只有天才才不会被苦难淹没，也只有突围苦难的天才才有穿越时空的智慧和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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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经历会导致人生轨迹改变。苏东坡是天才文学家，有深厚的积累，过人的才华，即使仕途顺风顺水，没被多次贬谪，他也会在文学史上绽放光芒。然而，取得的成就必定会大打折扣，地位只怕仅与晏殊这类太平宰相不相上下。

一是文学创作的投入问题。文学属于艺术的一种，其创作既离不开经历，才华等因素，也要靠长时间的锻炼习作才会更加炉火纯青。苏轼年轻时已位列台阁，如果仕途一直顺风顺水，投入到文学创作中的精力必然大大减少。

二是创作源泉问题。艺术来源于生活，许多文学题材的开拓，都离不开作家本人经历的丰富。比如无人问津边关，边塞文学便无从谈起。苏轼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大多作于贬谪时期。变化无常的履历，加深了他思考人生的深度，宽广了他认识世界的眼界。如果反过来，一辈子在朝廷任职。也许这是成为一代名相的宝贵阅历，可对文学家而言，这类经历比起天南海北的行走驻足，可谓大大不如了。

文学属于艺术范畴，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经历，艺术就没有滋养他的土壤。苏东坡文学成就当然也离不开他的生活感悟。只有经历了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诗词。

纵观整个封建王朝，宋朝是文人骚客士大夫阶级最幸福时代。太祖规定后世，不杀士大夫。文人最活跃的时期，造就了灿烂的两宋文明。

苏轼活在那个时代也应该是幸福的。他自然也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化熏陶，也受到自己父亲的影响。在加上他本人，善读书，会读书，才会集文、诗、词之大成。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四处奔走，生活阅历极其丰富。正因为屡遭贬谪，才会游历四方，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

苏轼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所以，如果未遭贬谪，极有可能在宋朝文人中不会那么夺目。绝不会成为宋朝文学最大成就的代表。

今天羽尘借这个问题和大家聊聊贬谪文学这个话题

再聊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找几首苏东坡被贬后写过的诗来欣赏一下：

被贬黄州后，苏轼留下了这几首可能略显小众的诗

1、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定风波·重阳括杜牧之诗》）

2、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菩萨蛮·回文冬闺怨》）

3、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水调歌头》）

除此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被贬儋州的时光是苏轼生活最为艰苦的一段日子，但即使这样苏轼依旧留下了不少诗篇

《别海南黎民表》、《移廉州由澄迈渡海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澄迈通潮阁》二首、《椰子冠》、《出游纪游诗--被酒独行》、《椰子冠》、《和拟古》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被贬期间的苏轼实际上才是我们真正熟悉的那个文采奕奕，豁达乐观的苏东坡（这个称号也确实是被贬黄州后得来），而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完整的文人形象。

中国古代的贬谪文学源远流长，从文人们可以走进政治世界，开始做官便一直存在。

这种文学现象在宋朝时尤为繁盛，夏坚勇先生曾经在他的作品中说过下面这番话，我认为是对这种文学现象最好的概括：

“真羡慕那个文治昌明的宋朝，一个人政治失败了，缺仍然可以凭借诗文的影响力而东山再起；真嫉妒那个文风腾蔚的宋朝，一个人凭借诗歌可以登堂入室。”

正是因为宋朝这种对于文人可贬不可杀的宽松氛围，使得文人们真正能够在自己最为不幸的时候写出好的诗文。

苏轼也是如此，不得不说苏轼本人的文学造诣很高，这点在贬谪前后并不会改变，但恰恰是这种常年被贬的遭遇，让苏轼看明白了人生的很多道理。

蒋勋说过苏轼的贬谪很大程度上让他懂得了面对问题时可以“转”一下，换一种更积极的视角看待问题，即使“敲门都不应”我依然可以“倚杖听江声”；即使“竹杖芒鞋”我依然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而这种内心境界的变化，也自然使得他的诗上升到一个很难有人比肩的高度。

面对命运中的不公，像苏轼一样的很多文人迎合以适度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而心中却依然杨着崇高理想的旗帜。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成就了苏轼一种后继无人的审美范式，主人公既是受难者，也是享受者，正是这种心理成就了苏轼的文学造诣，成就了许多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篇。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羽尘说，回答问题空间有限，在下一周羽尘会为大家专门发布一片关于贬谪文学的内容

如果苏轼没有被贬谪，他就不会变成苏东坡，就不会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黄州寒食帖》，甚至也不会有东坡红烧肉，没有了这些，苏东坡仍然可以跻身唐宋八大家、宋四家，开创宋词新局面，但不会让他的成就如此突出，在文化人和民间的影响力都不会这么大。他贬谪后的作品，是他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如果失去这些，他不会如此光彩夺目，但依然是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