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先熟悉一下上面的地名，下面将会反复提到。

湖南岳麓书院来了新掌门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宁乡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11年后获聘任岳麓书院山长。

一到任，门人就请袁名曜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惟楚有材！”他说。

大家都在使劲想。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大家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听完，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

哇，张中阶这个对法很高阶。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书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至今还是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谁都可以到现场瞻仰一番。

历史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玄。在这副门联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湖南人才不仅不盛，还惨淡得很。

那个时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一边编书，一边感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乡历史名人不争气，搞得陶澍很没面子。

但是，在这幅门联出现后的50年内，湖南人开始冒头，且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整整100年里（大约1850—1950年），湖南人才辈出，权势之重，功业之盛，影响之深，全国无出其右。用大师冯友兰的话说，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还都是大才，是“经纶治世之才”。

在全国各地“抢人大战”激战正酣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湖南人到底是怎样在近现代实现人才逆袭的？

陶澍感慨湖南历史上没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点。后来，他的湖南老乡、湘潭人毛润之也说：“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

同样感慨湖南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出息。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民国时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湖南的人才历史简直惨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实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在交通越不发达的时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处内陆，不靠长江文明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北面是天堑长江，东西南三面是崇山峻岭，这就是湖南。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内，湖南人根本就是游离在中原文明之外。无论是贵族荫庇，抑或科举取士，哪一种人才选取模式，都轮不到又远又穷又落后的湖南冒头。

湖南无人才，怎么办？总得有人来带头，悲伤的陶澍站了出来。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虽然影响不及曾国藩，但是，他影响了曾国藩（这一点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

▲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书院来了个学生。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

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

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等等。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

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毛润之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较多接触了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国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

毛润之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诗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对于曾国藩来说，要论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没有人能超过胡林翼了。

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他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宗棠，这样，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陶澍大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

于是，陶、左两人从忘年之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曾国藩几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国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

告别时，曾国藩出门目送江忠源，紧接着回头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人听了都很诧异，不知道曾老师说得准不准。

这一晃，就过了七年。整个帝国，没有人想到一帮来自广西的造反者，最终吞噬了帝国半壁江山。当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李僡跟咸丰皇帝报告说，他在河南怀庆战役期间，亲眼看到黑龙江旗军见了太平军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八旗、绿营都不顶用，挽救帝国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当时人心里也没谱，这时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经募了一批新宁勇，搞团练，战斗力不赖。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于是请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最初的士兵来源，正是曾的老家湘乡和江的老家新宁，这就是湘军的雏形。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眼看着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应验了十年前曾国藩对他的预言。

一年后，湘军在湖口、九江被太平军虐得溃不成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不过，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来了。

郭嵩焘说，曾国藩之所以预言到江忠源的结局，不是因为他相人相得准，纯粹因为两人是同类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当激烈的性格。

大难不死，遂有转机。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中，湘军的权势如日中天。因军功而获保举上位的湖南人，成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

整个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过1/4，这是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诞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国的10.67%。有句话说“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9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总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其二，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坐上晋升直升机。

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长沙人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

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需求。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

▲杨毓麟，蹈海自杀的湖南人。

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

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有两拨人才：

一、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二、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一直到民国时期，湘军集团对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结构的影响，还在继续。

湖南民众自古以来习惯于农耕，较少外出经商和从军。但湘军兴起后，许多普通家庭以军功兴旺发达，因此，不仅一些无业游民乐于习武从军，就是许多农民也纷纷放下犁耙，走出田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

杨度说，咸同之际，湘军战胜，湘人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现了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从此，湖南人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无湘不成军”的谚语，湖南人才也多为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办在广州，但它的早期毕业生中，不是广东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蒋介石当年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也是湖南人最多。这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在中国范围内，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补关系的是江苏。江苏在文教科技领域，全国遥遥领先，但在军事领域，却跌入谷底。尚文与尚武，两种民性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中国的两极。

湘潭人毛润之年轻的时候，对晚清湖南籍中兴名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只佩服一个，是佩服三个——

他亲口说过，近代人物里面，他最佩服曾国藩。这个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实他也佩服，怎么个佩服法？左宗棠写过一对联子自况，上联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润之的朋友，则这样形容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纯属膜拜。

至于胡林翼，则佩服到了为之改名的地步。“润之”这个名字，与胡林翼的号（润芝）严重撞车。

可见，湘军人才群体对湖南的影响之深远绵长，而且形成了伟人影响伟人、一流人物影响一流人物的格局。曾国藩之后，湖南总能出大人物，绝非偶然。近一百多年来，湖南人的国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国藩影响和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较真、韧劲、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国藩的“遗产”。

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湖南虽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开国将帅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3名、大将6名、上将19名、中将45名、少将131名。就全国占比来看，湖南籍元帅占了将近1/3，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1/3，中将占1/4。中将以上将帅人数，湖南绝对全国第一。这些湘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茶陵、醴陵地区一带。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一个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来完成人才终极逆袭，主要靠这两点：

一靠自我奋斗。湖南人个性坚韧，认定一个目标，就会死磕到底，有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青年毛润之的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最能说明问题。

二靠历史进程。有句话叫“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省运”亨通，真应该好好感谢曾国藩，以及影响了曾国藩的陶澍，被曾国藩影响的毛润之。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等编著：《中国近代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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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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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丽君：《晚清（1840—1912）政治领袖区域分布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这一说法流行于民国时期，大体是要表达：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复兴德意志的普鲁士。

毛泽东主席就是湖南人，而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或许，当代中国人对“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的理解，第一时间会想到这件事。

这是事实，也是佐证。然而“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的说法，绝没有这么简单，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远的不扯，就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开始审视，你会发觉湖南人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里不得不提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当年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清朝政府正是靠着湘军扑灭太平天国起义。

战争很残酷，但也让湖南人看到西式“火枪火炮”的威力，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高官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19世纪的湖南，很快成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热土，随着相伴而来的是现代教育、妇女解放运动等新理念。

列强压迫愈甚，亡国危机愈烈，湖南人没有麻木不仁，而是奋起救国……湘阴人郭嵩焘成为早期维新派代表，浏阳人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殉国，而黄兴、宋教仁、蔡锷直接参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造成日军20余万人伤亡，湖南人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湖南人也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出一份巨大的力量，看看数据就能感觉到。比如十大元帅有3个湖南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恒），开国十大将有6个湖南人（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

“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吹捧，而是湖南人担当得起！你觉得呢？

众所周知，近代德国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了统一，实现了德国的快速崛起。我国的湖南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普鲁士”，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湖南地处中国中南部，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湖南盛产稻米（湘米），从明朝开始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粮区（古语：“湖广熟，天下足”），而且资源丰富，尤其是矿藏丰富，素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同时在地理上处于中国一二级阶梯的交汇处，进可攻，退可守，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战中以其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优势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湖南民风剽悍，近代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这从曾国藩所创办的湘军足以说明这一点。历史上的曾国藩仿明代戚继光之营制，招募湖南乡民，编练成一支新型地方武装。人称“湘勇”或“湘军”。由于湘兵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再加上书生加山农的独特体制，因此战斗力相当强悍。从此湘军取代绿营成为清军主力。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湘军的战斗力在各地军阀部队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最后，湖南人文荟萃，能人辈出。尤其从19世纪中期以来湖南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首。从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维新变法运动中的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到辛亥革命中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再到护国运动的中的蔡锷，这些声振寰宇的人物都是湖南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批湖南有志青年踊跃报考黄埔军校。据统计，黄埔军校1至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居全国之冠。我军高级将领中湖南人比比皆是，十大元帅中湖南人有三位，分别是彭德怀、贺龙、罗荣恒，开国十大将中湖南人有六位，分别是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57位开国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分别是萧克、王震、邓华、彭绍辉、李涛、傅秋涛、甘泗淇、宋任穷、苏振华、钟期光、宋时轮、朱良才、唐亮、杨得志、陈明仁、陶峙岳、杨勇、李志民、李聚奎，占比1/3，177位开国中将中湖南人有73位（占 41．20％）。在中共七大中选出的领导解放战争，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五大书记中有三位是湖南人，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湖南人为中国的近代化，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中国的普鲁士，还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说这话的是北洋政府担任教育总长的湖南人杨度。这话充满霸气，却也是事实，近代的几次历史转折，民族存亡的关头，确实是湖南人先站起来，挺起民族的脊梁。辛亥革命孙中山主文，黄兴主武，黄兴是湖南人；袁世凯称帝第一个通电全囯，打响护国讨袁战争第一枪的云南总督蔡锷也是湖南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湖南人都留下了鲜明的形象，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改革开放后的胡耀邦，朱镕基等那一个都敢于担当、个性冲天。还可上朔至晚清曾国藩，左宗棠生活的时代，如果没有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清朝在咸丰年间就亡在洪秀全手上了；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有毛泽东的那句"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足以说明其份量。我在读人物传记中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近代中国的一些风云人物都把《曾国藩家书》看的比较重，如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给毛岸英列的必读书中，就有《曾国藩家书》;而同样是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回国后在溪口读书，蒋介石给蒋经国开的应读书的目录中，《曾国藩家书》也赫然在列。

左宗棠从俄国人手里收复新疆伊梨时，己经69岁高龄，抬棺西征，那股视死如归的精神，大军未到己令老毛子胆寒，收复土地面积相当于四个法国，八个湖南，"中国不能没有湖南，湖南不能没有左宗棠“(慈禧语)，实际上左宗棠一死，风雨摇曳的清王朝己回天无力了。！

从晚清上推，湖南确实比较冷清，这是一种很奇异的现象，用风水学显然没办法解释了。也许那句"风水轮流转"更符合辨证法。

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它说明湖南人对中国的贡献很大。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湖南人的了解，远胜于对普鲁士的了解。有人会问，普鲁士是谁？与中国的湖南有什么异同点？且听笔者解释。

普鲁士是谁？普鲁士原本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小王国，与德意志并不搭界。17世纪，勃兰登堡选帝候(在今天德国的柏林地区)，获得了普鲁士的统治权，建立了普鲁士王国，这样普鲁士才与德意志联系起来。从此，在历代普王的励精图治下，普鲁士顽强地发展自己的军事，一点点发展自已的经济与财政，建设自己的文化与教育，通过二百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德意志，它的军队，经济与文化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深刻地影响了当今德国发展。

有些人之所以拿普鲁士与湖南作比较，是因为两者的祖国德意志与中国都是长期积贫积弱，破烂不堪，在外界看来都是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硬是靠着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地方军团，通过长期不懈努力，而改变状况的。

特别是普鲁士，当它刚刚诞生时，它的祖国正经受三十年战争，本国的封建割据努力与外国侵略者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战火摧毁了德意志的城市与乡村，摧残德意志民族的生存能力，并打出了一千多个大小军阀与割据势力。这与中国近代历史有相似之处。普鲁士就是在这种残破的环境下诞生的。

战争告诉普鲁士国王，没有强大武力的保护，便没有普鲁士的一切。三十年战后，普鲁士首先建立了常备军，并不断加强军事训练。有一个国王经常穿着军装，活跃在训练场上，用皮鞭训练他的士兵，他获得了【士兵王】的称号。对德意志复兴至关重要的【普鲁士军团】就这样诞生了。普鲁士人以工作严谨，恪守纪律著称。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不断侵入我国，中国很快陷入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深渊之中。与德意志的普鲁士一样，湖南人勇敢地承担起救国救亡的历史责任。

湖南有一句话叫：要让天下真灭亡，除非湖南人全死光。

1913年，长沙第一师范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老师与学生。它的校长孔昭绶，教授杨昌济与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极大地改变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教育面貌。5年后，在这个学校诞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团体一一新民学会。这个团体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很快就爆发了惊人的能量。

1918年，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这个团体组织湖南学生出国人数最多，并在法国建立第一个支会。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时，由这个组织发展而成的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学生入学人数最多，著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杰蒋先云，陈赓都曾经是湖南省委动员去的。在共和国蔚为壮观的将帅阵营中，湖南省藉将帅人数最多。连建国初期的中央五大书记，就有三人与当初的新民学会以及中共湖南早期组织有关。

新民学会的战斗力也是相当惊人的。还在五四运动期间，这个团体即领导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获得了成功，影响全国。

1922年，中共湖南省委(在新民学会基础上建立)发动安源大罢工，获得成功，并罕见地坚持了五年(安源矿工后来参加秋收起义)。1926年，再次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1927年秋收起义时，湖南农民又成为毛泽东最初依靠的对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进行三湾改编，加强党的领导，建立根据地，一支新的【湘军】脱胎换骨，变成了人民军队。随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军队均以它为楷模，进行改造，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普鲁士在德国之所以能成功，除了强大的武力以外，还与历代普王重视哲学文化建设与教育有很大关系。

远在18世纪后期，普王就与法国的启蒙运动领导人伏尔泰有着密切的交往与思想沟通，深受启蒙运动影响。19世纪，普王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集学术研究与科学教育为一体的洪堡大学，重视理论研究与科学试验，奠定了德国科技强国的文化基础。

湖南也出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王夫之先生，他贡献了一个很重要的哲学理论【知行合一】。除此之外，湖南还贡献了一座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造就了一批批象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等【砥砺品行，知行合一】的优秀人才。

毛泽东就深受知行合一，砥砺品行的湖湘文化影响，除了注重人格修练外，格外重视知行合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致使毛泽东在其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但学习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能够根据知行合一原理，重视理论运用，发展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随后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创新了军事理论，创新了党建理论，创新了革命斗争实践方式，写出了【实践论】与【矛盾论】，出神入化地指挥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政权，无不打上湖湘文化的烙印。

可以说，湖湘文化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又深刻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未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谈一谈大家不太熟悉，却深刻影响中国几百年的人物，而他的影响将还会持续下去，他就是湖南衡阳人王船山。

国人普遍认为“湖湘文化”是推进近代中国变革和革命的文化基础，那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却知之甚少，“湖湘文化”源至何时、何地、何人？那更是没有一个广泛而统一的说法，至于原因，那就不好评论了。

湖湘文化的精髓是讲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首先，肯定了客观世界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而也肯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肯定了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更是强调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让儒家学说中入世的一面，发扬光大，把理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而这一切，要归功于明末清初，湖南衡阳人王船山引领的思想变革。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而他生前也说过:“吾书两百年后始显。”他的思想学说影响了中国近代无数后起之秀，包括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包括维新之士谭嗣同、唐才常。其中，曾国藩对船山学说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庚子（1900）之变后，湖南人在上海出版王船山的《黄书》与《黄帝魂》，简称“小黄书”，从此海内外兴起一场尊黄大潮，王船山的夷夏大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依据，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黄兴、蔡锷，以及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其中，孙中山据此于1905年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简称“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

近代中国，王船山的思想成为湖湘人民的武器，引领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经世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共产思潮，都从三湘大地开始，从一本小黄书开始，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对王船山有一句的经典评价：“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时至今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正是王船山“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理论验证吗？

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从曾国藩的湘军、毛泽东的工农红军来看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来看湖南人确实有它很独特的地方！首先湖南人并不排外，甚至有一种包容开放的情怀！在长沙的岳麓山脚下的三个重点大学内外溜达，你会感受到长沙人民火一般的热情！我几乎见不到湖南学生联合起来欺负排斥外来的学生！另外我还感受到一种和别处不一样文化氛围！从伫立橘子洲头、风华正茂的、年轻的毛泽东巨大的花岗岩雕像到岳麓山脚下那挥着巨手的、仿佛农民伯伯式的慈祥的毛泽东雕像里，你会有不同的解读！深邃的眼睛一直射到湘江北去的遥远地方！爱晚亭前那挥着慈祥的手的巨人，仿佛象征性的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还有那神秘的千年书院！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我还想知道:曾经铁血的湖南为什么会走入现在的文明？难道湖南人的集体主义、包容开放的精神来自普鲁士主义？

近现代的湖南人才呈现井喷之势，而之前的湖南相当低调，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清初以前，没有一个独立的湖南，也没有湖北，而是湖广，首府设武昌，科举制的省试在武昌进行，科举的路途过于遥远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现在的湖南版图上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才较少，而后因湖广太大分湖南湖北，这之后的湖南人才就开始显现，魏源、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相继出现，谭嗣同、黄兴、蔡锷等也紧紧跟随，然后就是开国领袖们！所以，人才是教育决定的，如今，湖南的高考压力在全国排名靠前，能否继续湖南的人才井喷？就看湖南的高考压力能否降点温！

我虽然不是湖南人，但是湖南人团结能吃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打下了大半个中国，在湖南确倒下了。

普鲁士是欧洲的历史地名，通常指十六世纪的普鲁士公国和十八、十九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具体地域分布在德意志北部。十九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强势出征，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统一了德国全境，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因此，普鲁士也成为了“德国精神”的代名词。

“中国的普鲁士”一语，出自民国才子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他在歌中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是斯巴达还是普鲁士，都是强者的代称，都是为国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精神，都是不成功、则成仁的牺牲精神，都是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

那么，作为著名学者的杨度，为什么如此崇拜斯巴达和普鲁士？那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政治腐败，中国人士气低迷，外国列强环伺中国、觊觎中国、包围中国、侵略中国，中国在世界上屡屡遭打，国家没面子，国人无尊严，中国要强大，成为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和四万万同胞最共同的心声。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在列强的压迫下过着屈辱的日子，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败绩之下，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中国倍受欺凌的过程当中，许多湖南人坚定的站了出来，站在学术的前沿、革新的前沿、战争的前沿，他们为中国的富强殚精竭虑，为中国的主权大声疾呼。

湖南安化人陶澍，曾任安徽、江苏等地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一生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大力提倡经世济时，发出了湖南人济国安邦的先声；

湖南邵阳人魏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带动了展望世界、学习西方的新潮流，将中国人的思想从传统引向近代，是中国如何发展壮大的有力探索；

在爆发内乱的过程中，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挺身而出，组建湘军，力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晚清摇摇欲坠的政局，使湘军成为了影响当时、波及后世的一种湖南人群像；湖南湘阴人左宗棠后起，兴办洋务，镇压捻军，收复新疆，与曾国藩一起并列为名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湖南曾国藩、左宗棠二人，独分半壁江山。

清末民初，在中国变革、变法、革命最前列的，更有湖南人冲锋在前的身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以热血挥洒开辟变法道路；黄兴、宋教仁、蔡锷在革命和反帝的道路上冲锋陷阵；黄浦军样一至七期毕业生中，湖南人达2500多人，是当时中国各省之最；新中国开国将帅，湖南达到204人，其中，十大元帅湖南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中将45人、少将131人。

因此，历史上才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赞誉；

因此，历史上才有“无湘不成军”之说；

因此，杨度才说：“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