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他们之间的对骂又是什么回事呢？

我是三少，我来回答。

郭沫若和鲁迅两人，其实一生都未曾谋面。但是，彼此对对方的才华却是十分的肯定与欣赏！

当郭沫若读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时候，他称赞鲁迅的文笔 ：

“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

后来，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之后，郭沫若还专门写文章，表示祝贺。

鲁迅对郭沫若的才气，也是赞赏有加。

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该刊物非常重视与读者的互向交流,。其中，文化批判的方向有政治性批判、学术性批判和道德性批判等多种形式。

于是，在这个舆论的当口，《文化批判》登载了好几篇文章，对鲁迅进行"笔尖的围剿"，郭沫若也卷进了这个圈子。

当时，郭沫若是创作社的核心人物。

有一次，郭沫若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署名杜荃。他用尖酸的语言，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为此，掀起了两位文坛大神，隔空的论战。

这一次的文化运动，使鲁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此，他的笔尖更加理性，也更加睿智。

鲁迅看了郭沫若写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之后，忍不住张脉偾兴！因为这篇文章里所说的 “封建余孽”，无论是籍贯，家族，年纪等等，都直指鲁迅！

郭沫若为什么要说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呢？

因为鲁迅的家里，有个被人遗忘的小脚女人。这个女人叫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

朱安大鲁迅3岁，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新婚的第二天的晚上，鲁迅睡进了书房。第三天，鲁迅就去了日本。

后来，鲁迅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在一起，并于1929年生下了儿子周海婴。

鲁迅对朱安没有任何感情，他仅仅认为朱安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也没有与朱安离婚。

因为那个时代，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朱安也更不会答应离婚。

所以，朱安一直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过着无情无爱无性的婚姻。

在郭沫若看来，鲁迅有了妻子朱安，却又和许广平在一起，用一道婚姻的枷锁锁住了朱安，这是很不道德的。

不仅如此，社会上一直有鲁迅偷看弟媳洗澡，导致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兄弟决裂的传闻。

尽管很多文坛大佬出来帮鲁迅澄清谣言，但谣言越传越有味，越传越真！所以，郭沫若就骂鲁迅“禽兽不如 ”！

鲁迅喜欢痛打落水狗，更擅长打文字仗。

在《三闲集》的序言中，鲁迅说：

“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

1931年7月，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在文中，鲁迅轻描淡写，点明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其实，郭沫若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资格指责别人的人！

我们来看看郭沫若的爱情罗曼史！

1912年，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原配张琼华成亲。5天后郭离家出走，留下张琼华独自在家，照顾郭沫若的老母亲。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安娜结婚，安娜为他生了5个子女。20年后，郭沫若抛妻弃子回到了中国，并宣布与安娜断绝所有的关系。

郭沫若在日本的后期，认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记者于立忱。美丽的于立忱深陷在郭沫若的谎言中，为他怀孕，最后自杀。

1927年，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途中，和革命同志彭漪兰，由患难产生了“永远不能忘记”的感情！

所以，鲁迅针对郭沫若的这些风流债，毫不犹豫地给他加了个“才子加流氓”的标签。

故事还没有完，鲁迅就因病离世了。

后来，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也嫁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的书稿时，惊讶地发现了姐姐于立忱写给郭沫若的书信，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害死姐姐的人！

于是，于立群自杀身亡。

倘若鲁迅在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把“衣冠禽兽”四个字，连本带利地还给郭沫若！

三少说 ：

鲁迅和郭沫若虽然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还是站在一起。

而且，鲁迅逝世的当晚，身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写了悼念的文章：《民族的杰作》，《坠落了一个巨星》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郭沫若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文化成就，勇敢地捍卫和维护了鲁迅！

对这个问题，我愿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事实，做一个回答。答案是：

第一，有无良小编制造了“郭沫若说鲁迅是衣冠禽兽”的历史谣言，一些没有文责、缺少文德的自媒体添油加醋，继续传播这个谣言，欺骗网友读者。

第二，鲁迅批评过文艺界“才子加流氓”的现象，但他不是针对郭沫若个人，也不是搞人身攻击。

• 鲁迅（1925年）
  

实事求是地讲，郭沫若批评过鲁迅，但没搞过这样的人身攻击，鲁迅也批评过郭沫若，但也没对郭沫若搞过人身攻击。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郭沫若是文学家、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中国革命文艺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曾互相倾慕，但始终未能谋面。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去世半年后，郭沫若回到国内，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新的旗帜。郭沫若面临的形势，和鲁迅时期已经有所不同。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应国民党的邀请，受共产党的委派，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中将厅长，领导抗战文化工作。邓小平说：“他（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郭沫若（中）和周恩来（右）、阳翰笙合影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朋友、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如鲁迅奉为平生知己的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曾在鲁迅家里避难数月时间；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纪念的“左联五烈士”，都是中共党员，其中的李伟森（李求实）是共青团中央委员。

郭沫若是1927年8月在江西瑞金入党的共产党员，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和李一氓。南昌起义失败后，瞿秋白等人决定，送一批不适合国内军事斗争同志出国，为革命积蓄力量，包括董必武、郭沫若、钱亦石等人。郭沫若因此去了日本，搞了十年的古文字研究，同时关注和参与国内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外交和情报部门出于抗战的考虑，策划秘密把郭沫若护送回国。

关于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周恩来的概括非常精当。周恩来虽然不是文学家，但他对鲁迅作品很熟悉，而他和郭沫若的交往很密切，对郭沫若非常了解。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的五十大寿。周恩来出席了郭沫若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纪念活动，在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以《我要说的话》为题，发表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周恩来在讲话中概括了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以及两人在中国文艺革命上的地位，他说：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了解了这个背景，对明白两人的关系，以及为什么郭沫若一直被“黑”，是很重要的。

郭沫若是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社团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主要创始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后来又有不少文学青年参加进去。创造社是在新文学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成立早期主要是反对封建文化，提倡个性解放。

• 改造社核心人物，后排左起：王独清、郭沫若、成仿吾，前坐者为郁达夫
  

鲁迅关注创造社的创作。1923年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上，刊登了该社三位核心人物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的合影。鲁迅看了这期刊物，后来在《论照相之类》中说：“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

同一时期，郭沫若也注意到了鲁迅。1923年秋他在《创造周报》上发表《批评-欣赏-检察》一文，文中说：“我这几天非常高兴，因为我读了我们国内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的《呐喊》，一本是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这两本书在我们很寂寥的文艺界，我觉得是值得欣赏的产物，尤其前者。”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11月7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可见，鲁迅当时有和创造社联合的想法。后来，他结识了创造社的核心人物郁达夫，成为好友，私交深厚。

• 最早编排鲁迅和郭沫若的青年作家高长虹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文学界的成名人物，有人就开始编排他们的谣言了。如：1926年11月15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长虹，即高长虹，是鲁迅组织的“莽原社”成员，也是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在1925年8月开始攻击鲁迅，造谣是攻击鲁迅的手段之一。

后来，鲁迅弄清了高长虹攻击自己的原因，常不失时机地讽刺他一下。比如，在小说《奔月》里，鲁迅把他比作暗害老师后羿的逢蒙。1926年12月24日，鲁迅在《新的世故》中，这样讽刺高长虹：“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倘不信，有科学的耳朵为证。但到上海才记起来了，真不能不早叹人心之死尽矣！”现在那些编排鲁、郭谣言的人，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作家，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鲁迅对这个口号，并不完全赞同。鲁迅的态度为这群青年作家所不容，有人开始攻击鲁迅，夹枪带棒挖苦嘲讽。

鲁迅（1931年）

例如，李初梨批鲁迅“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最良代言人”，是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成仿吾批鲁迅的作品“代表着有限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励的小资产阶级”，要进行“全面的批判”；太阳社的蒋光慈说鲁迅“从来没有给人批过，这次要给他点颜色看了”，说鲁迅“始终在彷徨、彷徨……寻不出什么出路”，等等。

到后来，对鲁迅的批判不断升级，甚至说鲁迅是资产阶级“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说鲁迅是“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的观察”，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说鲁迅作品是“神经错乱者的呐喊”，是“狂吠”，等等。对此，鲁迅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几篇文章进行辩解和反击。

在这场大批判中，创造社主要人物除了郁达夫，几乎倾巢出动，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参与进来。1928年6月，他在《创造月刊》上以“杜荃”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把对鲁迅的批判推到高潮。郭沫若在文中痛批鲁迅说：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c（法西斯蒂）。”

•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日本艺术家林谦三合影，中为林谦三为郭沫若做的塑像
  

这是郭沫若对鲁迅最严厉的批判。网上流传的郭说鲁迅是“衣冠禽兽”之类的话，是有人编造并传播出来的，是压根没有的事儿。

在论战中，鲁迅对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口号提出了批评。1928年8月28日，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后来以《上海文艺之一瞥》为题收入《二心集》。我们熟知的“才子+流氓”一词，就是在这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词在全篇的演讲中出现了五次。

• 鲁迅发表演讲
  

鲁迅首先批评了当时上海盛行的“佳人才子书”。他说，这类书中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他概括说：“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接着，鲁迅批评了中国的电影。他说：“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鲁迅说，“‘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因为一是“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套路写完了，二是这种书用的“苏白”谁也看不懂。

前面三处谈到“才子＋流氓”，明显看出和创造社或郭沫若无关。下面鲁迅集中火力对准创造社，郭沫若的名字出现在这里，请大家体会一下鲁迅说的是什么意思。鲁迅说：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

鲁迅说的“创造社的这一战”，指创造社批评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文学研究会是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组织的文学团体，鲁迅是支持的。鲁迅提到的张资平，是创造社创始人之一，后来开创“鸳鸯蝴蝶派”，抗战期间沦为汉奸。

鲁迅在这里提到郭沫若和张资平，分明是拿他们两人作为创造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的代表人物。他的意思是说，创造社这些“自命才子们”，这些“新上海”人，哪里敌得过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老上海”人——这些利用创造社的人赚钱的“流氓”呢？怎么能因为这里提到了郭沫若，就说鲁迅骂郭沫若是“才子＋流氓”呢？

• 被鲁迅批评最多的创造社大将成仿吾在延安，时任陕北公学校长
  

鲁迅在演讲中最后一次谈“才子＋流氓”，是在批评创造社极左，以成仿吾为例的时候。鲁迅说：

“再则他们（指创造社、太阳社），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大家如果有兴趣，尽管找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来读一读，不难看出鲁迅说的“才子＋流氓”指向是谁。只要不是阅读能力太差，我相信大家会明白鲁迅不是骂郭沫若是“才子＋流氓”的。

五、鲁迅和郭沫若回归同一立场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发生在1928年，论战很快落下了帷幕。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对鲁迅的态度，也从批判转向理解和尊重；鲁迅对创造社的人也再没多少微词，双方都回归的左翼文化的立场的。

• 1936年鲁迅和几位青年木刻家
  

1930年1月，郭沫若在《文学革命的回顾》中说：“文学革命是《新青年》替我们发了难，是陈（独秀）、胡（适）诸人替我们发了难。陈、胡而外，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都是当时的急先锋。”这是郭沫若对鲁迅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3月，左联成立时，鲁迅和郭沫若都名列其中。只是当时郭沫若在日本，鲁迅在上海，出席了大会，还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1931年，郭沫若发表《“眼中钉”》，对创造社与鲁迅的关系作了回顾，承认成仿吾、郭沫若与鲁迅、周作人之间过去的互相批评“始终是一些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是我自己在这儿坦白地招认的”。郭沫若对那场论战也做了回顾，认为“创造社的几个人对于鲁迅先生是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郭沫若在日本搞古文字研究，出版的几部专著，鲁迅都有。如《鲁迅日记》记载，1931年5月14日，李一氓送给自己一部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2年1月22日，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一部郭的《两周金文辞大系》，8月8日购买一套郭的《金文丛考》，10月27日周建人代买一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可见，鲁迅对郭沫若在日本的古文字研究，也是比较关注的。

• 郭沫若在日本与“左联“成员合影
  

1936年8月，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表示“很同意郭沫若先生”关于“国防文艺”的意见。文中他还对自己和茅盾、郭沫若的关系做了回顾：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发表后，郭沫若在日本很快读到，发表《蒐苗的检阅》一文，对鲁迅的这篇文章做出高度评价。他说：“鲁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我对于鲁迅先生是应当彻底钦佩的，因为他的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
  

两个月后，鲁迅去世，郭沫若的这些文字，他恐怕没有读到。郭沫若在日本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写了《不灭的光辉》《民族的杰作》《坠落了一个巨星》等文章来悼念鲁迅。他为鲁迅写了两份挽联，其一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钦诵二心，恨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双星”，指苏联作家高尔基和鲁迅，高尔基比鲁迅早去世四个月，所以说“方悬四月”。

这是一百年前两大文豪打的口水仗。

郭沫若骂鲁迅“衣冠禽兽”，鲁迅回敬郭沫若一个“才子加流氓”。

是谁先挑起骂战的呢？

应该是郭沫若。

郭沫若的文章，以浪漫自由、绮丽凄美为基调，代表作《女神》。

而鲁迅的文章，多以风格辛辣，毫不留情的批评、讽刺为主，如《阿Q正传》。

如果把郭沫若比作一把秀气飘逸的古剑，那么鲁迅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

二人截然不同的风格，道不同不相为谋，文人相轻是通病，郭沫若和鲁迅亦是如此。

有人认为，郭沫若骂鲁迅是“衣冠禽兽”，是因为他抛弃了原配妻子，娶了小十岁的女学生许广平，其实并非如此。

真实原因是鲁迅与弟媳妇的那些不清不楚的绯闻，这在一百多年前，绝对够劲爆的了，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鲁迅与亲弟弟周作人之所以决裂，就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即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到底，鲁迅与弟媳妇有什么样的矛盾，居然让弟弟大动干戈，甚至不惜撕破脸，不让鲁迅进入后院，后人猜测不一，有人说是因经济纠纷，还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

鲁迅去世后，郁达夫曾在《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了一些说法：“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到底什么“失敬”之处？至今是个谜！到了后来，鲁迅成了文坛圣人，对于他的这些不好的“流言”，更是讳莫如深了。

然而，你要是看了羽太信子的照片（见上图），你会觉得鲁迅是清白的，鲁迅不至于如此，因为羽太信子长相平平，甚至有点丑，身材又很胖，任何一个正常的男子，对她基本不感兴趣的。

最近有一种说法，说羽太信子是神经质的，患有臆想症，我倒是倾向于这种说法，鲁迅先生是干净的，是值得尊敬的。

正是由于这个“绯闻”，郭沫若给鲁迅扣了一顶帽子，“衣冠禽兽”，可笑的是，郭沫若抛出这把不怀好意的小李飞刀之时，至少应该先检视一下自己吧。

郭沫若又干了什么了呢？

先是抛弃了原配，跑到了日本，勾搭上了日本小护士，小护士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和郭沫若生活在了一起，还生下了五个儿子。

后来，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彻底决裂，郭沫若为了民族大义，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日本妻子和五个儿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投身到了轰轰烈烈抗日运动中去了。

郭沫若这些风流债，传到了国内，鲁迅便回敬了一个“才子加流氓”，假如鲁迅多活几十年，了解两个女人为郭沫若自杀之后，应该会笑着把“衣冠禽兽”还给郭沫若了。

郭沫若认为鲁迅娶了原配置之不理，又与女学生许广平同居，鲁迅在大学任教，讲解周，武，郑，王头头是道，俨然正人君子像，所以骂鲁迅先生为"衣冠禽兽“

郭沫若由父母包办，娶妻，嫌丑，抛之出走，到日本与日本女同居20多年，生5子女，也抛之，再加郭文学造诣高，懂考古，钻甲骨文，很有才学，所以鲁迅骂郭沫若"才子加流氓。

实际上应了那句话"文人相轻“。

这个问题比较好，涉及到历史与文化。其实，这不是简单的开骂，是一个西瓜而引发的血案，是“右倾机会义主义者”的鲁迅与“左联红色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与决裂。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租界内，成立了红色革命派领导的“左联”，这是简称，就是“左翼”或“左派”吧，鲁迅作为著名人士，有幸被纳入其中，属于“统一战线的对象”。

左联的刊物中，出现大量的战斗性文学作品，导致鲁迅有些反感，其中的爆发点，就是一首批判汉奸的战斗诗歌《汉奸的供状》（作者：芸生（邱九如）），诗中有几句令人回肠荡气的战斗语句，大致是“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入肉）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其中有个字，我将它拆成两个字了，括号内望谅。

对此，鲁迅发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反对粗犷式的谩骂，提倡“嬉笑怒骂”式的笑骂。

对于鲁迅提出的这种批评或批判方式，尤如手术刀式的方式，左联的负责人们，觉得难以接受，他们提倡大刀阔斧、暴风骤雨般的批判甚至批斗方式，最终，田汉、郭沫诺等人联合撰文《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认为“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

一个西瓜，导致左联领导与统战对象鲁迅发生争议，最终的结论，是鲁迅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1932年的上海租界内，鲁迅就成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很不容易的，幸亏是在租界内，鲁迅还有“亭子间”，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一个西瓜，引发了争议，并开启鲁迅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唇枪舌战，最终，左联解散，重新组成革命文学团队时，鲁迅就失去了“被统战资格”。

不是郭沫若一个人给鲁迅扣上帽子，而是几乎所有的负责人都给鲁迅扣上了各色各样的帽子。鲁迅也不是只讽刺郭沫若一个人，他还讽刺过田汉、周杨等人。这不是简单的相互之间的讥刺或谩问，剩下的，就不说了。

会说好话的人，不一定干的都是好事。他俩的互骂，不是立场和信念的问题，而是私下的生活感情问题。才子配佳人，那能没有花心呢！乌鸦站煤堆，谁看谁都黑。

吵架无好语，打架无好拳，翻脸了就用最狠最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呗。

两个文人谁都不服谁，应了一句“同行必斗”的古训，其实两人都是“文豪”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