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秦朝推行改革旧的制度，孔孟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宣杨克已礼，复辟倒退。秦始皇是法家代表人物，自古儒法两立，水火不容，儒家思想阻碍了革新，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待人接物保持中立的折中处事态度。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但也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和稀泥，是非不分之理解。

其实道法同源，法家和道家的目的，最终都是要建立一个无为而治的世界。只不过道家认为要顺其自然，法家认为要依法而为。只要人人合法行事，就能达到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从来不是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做。无为而治，是说没有监督主体。就是说不需要有人去监视，不需要去督促，督办，督查。人人自在而活，人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看看，是不是法道儒都有交汇点，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啊。其实百家都在干一件事，怎么构建和谐社会。

孔孟之道，希望通过礼仪道德来约束人心。来达到世界大同。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几句话，就是孔孟之道的基础。但就“性本善”几个字，就演化出了心学，理学两大分支。性到底是心，还是理。古今争论极多，我也不在这儿装逼了，我也不知道。

秦朝为什么不用孔孟之道，其实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秦是一个政治团体。政治斗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你死我亡的。政治团体，更像是大森林中的一员，食物链上的一点，弱肉强食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就算性本善，生存的压力，也会习相远的。更何况猫吃老鼠狗吃屎，都是天定的。用教化啊，感化啊，割肉喂鹰啊，都无法还原本善。虽然人类进入了文明，但是政治还处于原始森林之中。所以政治团队要生存下去，首先要强大自身。在自身强大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否则都是空中楼阁。儒家虽然画面描绘的很美好，但是不具备可操作性。道家呢，更是玄之又玄。纵横家就是在唱山歌，墨家只会闭门造车。只有法家才是实事求是的，构建社会模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石膏塑像，就是调石膏粉，然后倒入塑胶模，晾干后倒出来塑像就成了。人啊就好比那石膏粉，法就好比那塑胶模。你要做一把刀，就先制作刀的模。你要做菩萨，就打造菩萨模。那些不愿意入模的石膏粉，剔掉便是了。

中庸之道，说的不是两边不得罪，不是和稀泥。人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偏不倚，方为君子道。中庸之道，就是一种处事态度。不左不右，不卑不亢，不急不躁都是君子日常修养

秦朝不用孔孟之道不足为奇，这是当时时代背景和历史的局限而造成。秦朝的战国七雄，各国争霸天下，社会动乱。各诸侯的法律以秦国最为严历，刑罚最重。

秦国历来遵崇春秋管仲的法家思想，一直是传承以法治国。尤其是商秧变法获得巨大的成功，让秦国日益强大，横扫六国，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权大一统。从此秦王朝更是把法家奉为治国之经典，而对孔孟却是焚书坑儒。

孔孟之道在乱世的时代显然不适合社会的现实，克己复礼的诸侯分封遵守周礼，更是违背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只有以法治国，别无选择。孔孟之道不仅在秦国得不到接受，在其它各国同样拒之门外。

以法治国让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大秦王朝，法家功不可没。秦朝一统江山之后，仍然以法治国，苛政猛于虎的武力统治，百姓难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没有德治仁政以民为本的治国平天下，导致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朝虽然是第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却也是最短命的王朝。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中庸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是教诲民众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严如律己以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修养。面对任何事物的中正平和，不走极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柔克刚，合情合理，这就是做人的素质和内涵。

人人中庸友好相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政通仁和国泰民安，和平盛世万民同乐。

我以八戒严于律己，以CC之言书写孔孟文章。

中国儒家文化，被称为孔孟之道，其实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两位启明星一样的人物，一个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儒家的至圣先师，一位是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者，是儒家的亚圣。他们的学说并称魏孔孟之道，是影响中国文化最为深远的两个哲学家和思想家。

秦朝以商鞅的法家思想为指导，开始变法，快速使秦国变得强大起来，强大后的秦国迅速吞并六国，实现了大一统社会。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只剩下法家思想。

汉朝初建，启用皇老之学，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成了汉朝皇家正统思想。也因此奠定了汉朝几百年的基业，更奠定了中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稳定基础。

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错，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绝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则《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为经典了。

“中庸”的思想，起源于上古时代。《尚书》之《周书》中，有《洪范》与《吕刑》篇，都提倡中道。而孔子思想中除了“仁”和“礼”比较重要外，“中庸”思想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它不仅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他概括了中国人为人处事之道。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子注说：“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有人误会“中”就是不彻底，有人误解“中”是模棱两可的意思，有人误解“庸”就是庸碌的意思，凡事“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这些认识都是对“中庸”的错误理解，“中”其实是无过不及、恰到好处的意思。所谓恰到好处就是说大凡事物必有两端，两端也就是阴与阳，恰到好处就是在把握好两端的一个适合的度，这个度也就是中。

中庸要求事物从时间而言要保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和谐；从空间而言，要保持局部与整体的和谐；从动态而言，要保持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和谐。所谓发展变化中的和谐就是要求以最小的成本、最不容易留下后遗症的方法、最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改革与发展，这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合的过程。因为中庸是“时中”，是动态的、是与时谐行的、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庸有阴阳兼备、刚柔并济、该强则强、该弱则弱、一张一弛的特点。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中庸就是认真对待好事处两端，承认两端，超越两端，超越了两端就是所谓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道德说，一方面是利害说。就道德方面，所谓做事恰到好处，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的完善。就利害方面说，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能在事业方面得到最大的利益。儒家讲“用中”，做事不可过或不及，是就道德方面说“中”。道家讲“守中”，凡事都要“去甚、去奢、去泰”，是就利害方面说“中”。中庸是把道德与利害两者兼顾，使两者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收集整理众多文献，笔者认为中庸的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义：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自己既定的目标，不变换自己的主张。纵然千万人唾骂，一样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思想；

　第二层意义：指中正、平和。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这是千百年来尊老爱幼，保持心境平和的最高典范。

　而第三层意义，则是中庸之道最高的意义，是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职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说不定你顺了这个人的意，就逆了那个人的情。手腕不够，门路不多的，就只能明哲保身了。久而久之，这种模棱两可的处事态度，被奉为职场中人的处世哲学。到了后来，不知为何。就跟中庸联系在了一起，糟蹋了这千年来最为高尚的道德标准。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和目标。

1.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道德修养的境界，又是一般的思维方法论。

孔子是“圣之时者”，最有时间意识，不舍昼夜，自强不息。“时中”的意思是随时制宜，随时符合标准。例如，一个士人为诸侯所用，绝不违背做人的原则，可以当官就当，不可以当官就不当，可以做久就做久，不可以就赶快离开。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关键是要保持独立人格与节操。如果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礼”是标准与原则的话，“时中”的要求是指人的行为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立于礼”，符合礼，不是机械地拘执僵死的教条、规范。

朱熹给《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不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中就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度，把握好分寸。在当今社会，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关键在于把握好度，做人要低调，做事要中庸。

2.中庸和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儒家追求的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隐忍、谦让、包容的性格，以至于任何宗教或者文化来中国都可以很好地被吸收和接纳，并没有一种排斥和敌对的感觉，当然这也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关，就说汉族，其实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汉族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辽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承载的这份文化的特征很难被灭掉，即便是接受很多少数民族的统治，不是被他们同化，反而他们被我们同化了。

3.中庸的思想让不同的宗教也变得中庸和谐

因此中国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是存在的，但中国人也不会去排斥他们，依然有选择的接受着，有时候儒释道三教都在信，三教的神也在信奉，也可能信奉佛教的见了教堂也会去拜拜，只要是神，中国人就想去拜拜。这算是一种信仰吧，即便花和尚鲁智深大开杀戒、济公活佛酒肉穿肠过，中国人也没觉得不好，可见中国人的包容性的确是非常的宽广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我们攀登任何高峰都要经历一个又一个阶段，领悟中庸之道也是如此。在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至高人生境地之前，还有一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那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广大”和“精微”是学习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向度，一个是说学习中庸思想要博而远，而一个则强调其深而精。其实两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真正做到了博而远，那么深而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如果能够深而精，博而远也是指日可待了。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

这个问题看似有其矛盾点、对立面，但如果拆开来答，会看的更加透彻。

那么我们就先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秦朝不用孔孟之道？

秦朝不用孔孟之道，用的是春秋时管仲、子产的法家思想作为国之本基，为君王所用，为朝廷所推行，甚至法家思想的推进者商鞅，本就为秦朝强国之路立下功劳，虽然最终商鞅被害，但秦法却流传下来，那么到底法家思想在君上臣下，如何为秦朝统治阶级所热衷呢？

先看战国时期的大环境。一方面，伴随着私田制和铁器的广泛运用，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迎来变革的高峰。战国时期，土地国有制彻底瓦解，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改革或变法运动促进了这一转变。土地自由买卖已经合法化，参与土地买卖的有贫民、官僚和贵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都变得强大起来，各国见状，纷纷变法以图强。而商鞅和李悝所推崇的法家思想，实际上迎合了战国各势力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战国七雄互相攻伐，长期的战争对道德伦理和孔孟之道造成极大的削弱，纲纪崩坏，民苦役重，法家思想本就迎合了”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律，所以相比较孔孟之道，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有其生存的土壤，为各国统治者所推崇。

问题解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观题干本身了，为什么秦朝不用孔孟之道，因为秦朝的对手，其余六国也不用孔孟之道，七国所处的时期，社会背景，战国特有的时代特征，让孔孟之道不被接受。

既然战国七雄接受了法家思想，那么法家思想又是怎么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迎合了当时各势力的发展需求呢，法为人用，让我们看看法家的先贤们是怎样实践的。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除此之外，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秦灭六国，靠的是内有严律重典、外有虎狼之师。

秦朝统一后，继续以法家思想为治国之基，时代变了，法家所推崇的那套理念，对秦国的统治起到了物极必反的作用，重刑罚，轻道德，贫苦大众和被剥削阶级成为滥刑的对象，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思想，战时为秦朝贵族所用，但统一后却极大的损害了秦朝贵族的利益。随着反抗四起，最终，法家思想伴随秦二世的暴政一起被历史湮没。

而法家思想的死对头—孔孟之道所推崇的中庸思想，走上了历史舞台。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关注第二个问题”中庸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意义在哪？“

可以说中庸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是因为它对封建专制起到了固本培元的作用，而第一个提倡中庸思想的朝代不是其他，正是灭秦后的汉朝。

比起法家，儒家鼻祖孔子在春秋时所提倡的“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被汉武帝定为国本，也许是汉武帝从秦灭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弊端，而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的兴、七王之乱的痛所顿悟的，愚民也就是中庸思想成为了汉朝统治阶级的主流，因此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而当时的儒家思想，经过统治阶级的包装，改进，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残暴的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是秦朝的残暴是历史上罕见的！老百姓路上连个招呼都不敢打！连话也不敢说！民怨沸腾！秦始皇一死，天下老百姓马上揭竿而起，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刘邦项羽纷起响应！短命的秦王朝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事实证明，法家的那一套害人之术，只有利于皇权官僚，视天下百姓如草芥！为秦朝效命的法家的三个著名人物商鞅、韩非、李斯都死的很惨！遭了报应！这就是残暴不仁的下场！历史上各个朝代发现，法家那一套行不通，就抛弃了法家的害民之木，釆用了柔和仁慈的儒家学说。汉武帝开疆拓土，威震边疆！采用的正是儒家的思想！孔子的夹谷之盟，用军队捍卫了鲁国的尊严！亊实证明，孔孟之道，利国利民！法家之术，祸国殃民！

秦王采用商鞅的意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商鞅变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法家思想治国。战国七雄的法律中，秦法最为严苛。比如士兵杀一个敌首的奖励都有明文规定，投降敌人的惩罚要连坐等等，正是通过商鞅变法，秦国讯速强大起来，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

那么秦为什么不用儒家思想而是用法家思想治国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灭六国，建立统一国家的现实需要。

夏商周以来，主要实行的是封邦制国家政权，以部落为基础形成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虽然表面上夏商周王为天下共主，但诸侯国的权利很大，比如募军，收税，这导致中央权利分散。尤其秦国处在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互相征伐，谁也不服谁，这种政治形势下，靠孔孟之道的仁的思想治国，是实现不了统一六国的政治抱负的。比如苏秦曾游说六国，建议合纵联横，可六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根本合作不了，这就是靠仁失败的实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家众多，思想文化的意识形态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黄老道学，法家，墨家，纵横家都对统治者有一定影响。道家主张顺应自然，纵横家主张联邦共治，墨家和儒家类似，显然都无法帮助强秦实现统一的野心。因此，秦采用商鞅变法是形势和抱负的必然需要。

中庸思想本质上还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其主旨是“和”，过犹不及和浅尝则止都不好，和谐是它所追求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是主导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治国思想，对中国大一统国家建设，中央集权，和文化一脉相承起到了重要作用。负面作用主要是对人的思想有一定的禁锢。总的说贡献是主要的。取之精华，去其糟粕，改革创新是现代应有之义。

秦朝时期，儒家学说并不是主流，当时墨，法两家影响力最大，始皇，李斯都看透了儒家的虚伪，懦弱不适合治国，教民？故儒家在秦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秦朝当时有30多个儒家弟子，妖言惑众，密谋叛乱，事发后被杀掩埋，后儒家书生罔顾事实，笔下生风，被杜撰成了″焚书坑儒″之说，表示了对秦朝的无比仇恨？

到西汉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儒家才成为主流，为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思想，官方极力推崇了″中庸之道"？

此道乃坑国害民之道？強力催生了一个没有原则，仇视真理，懦弱，无能，自私，内讧″外儒内凶"的民族，从近代史两次鸦片战争可见一斑，面对入侵全无斗志，民族如一盘散沙，助纣为虐，不攻自破之？

秦朝不用孔孟之道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儒家思想不比道家思想之韬光养晦的智慧，在“似乱非乱”时期之恢复民生方面，与道家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二来没有法家思想之严刑峻法的“霸道”，难以在百家余温尚在的时期以“霸道”之力统一思想。

而中庸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其“过犹不及”的思想。“过犹不及”思想时刻提醒后人做事不可偏颇，要实事求是，不偏不倚，而秦朝不过二世而亡的事实，也证明了极端会导致事物过早衰亡的道理。

秦朝时期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而天下之百家争鸣的余温还在，这个时候，虽然天下名义上大一统了，但是实际上还有点暗流涌动的意思。

秦始皇这个时期，还是需要采取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手段，在文化和民生方面下一些功夫。秦始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要重建战火后的家园，一方面是维系国内的民心，不让偏激的思想流行。

但是，秦始皇似乎更加倾向于用“由上制下”的压迫式方式，期待以法家之“严刑峻法”来维系国家平稳。看上去，在诸侯国战场上胜利的秦始皇，依旧最最关心的，还是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但这点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虽然中原大地归于统一，但是边境的匈奴时不时来骚扰，确实有些烦人。于是秦始皇大兴土木，修长城，加强边防，并利用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思维可能还停留在“国与国”的对抗中，还尚未将目光从“国家抗衡”之战场上收回来。可能秦始皇没有注意，或者无暇注意到，常年经历战争的百姓渴望和平，渴望重建家园，渴望休养生息。

于是，好不容易从诸侯争霸的战场上劫后余生的老百姓以为要松口气，却马上又陷入秦朝之严刑峻法中。再加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温尚未熄灭，百姓还是比较“有想法”的，自然就容易民怨沸腾。秦始皇身居高位，又属于历史转折点的“千古一帝”，容易被有心人制造舆论推向风口浪尖。所以，从上述分析看，秦始皇还真不能选择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继续往下看。

秦始皇时期，虽然诸侯大乱战结束了，但是人们的生活只能说是比战乱时期好了一点点，家园在战火中毁坏得不成样子，同时民间又有各种学说流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民心浮动，再加上国外还有强大匈奴虎视眈眈。百姓的生活，其实也算不上多好，秦始皇也并不能说在统一天下后就能松一口气。

秦始皇的当务之急，首先需要韬光养晦，恢复民生；其次，还需要统一思想，平定民心。而儒家思想自然比不得道家思想在韬光养晦上更能发挥作用，就儒家对于“礼仪制度”的坚持，往往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就容易产生不合时宜的耗费，比如丧葬、祭祀之礼等等。而在统一思想上，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余温尚存，儒家思想在其形式上又有鲜明的维护贵族阶级的特色，同时又没有法家思想的“霸气”，太温和，利益指向看上去又不一致，肯定难以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所以不管是从恢复民生来说，还是从平定民心来说，儒家思想都不太适合秦始皇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中庸的意义。任何时候，极端了就不好，中庸思想给我们传达的就是不偏不倚，做事不能太过，也不能太不及。而秦始皇之严刑峻法、国家建设方面的大兴土木，显得就太过了；相应的，其在发展民生方面又显得太不及。于是，多种因素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短命”。所以，即便是拿秦朝做例子，我们也能看出，中庸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告诫后人做事要根据事情情况把握度，不盲目折衷，亦不极端偏激，避免出现“物极必反”之悲。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时期，天下处于“似乱非乱”之暗流涌动的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余温尚在，国内思想尚不统一，而且民生凋敝，又外有强敌，儒家思想一来没有道家思想之休养生息的“静”，对“似乱非乱”时期恢复民生“弊大于利”；二来没有法家思想之严刑峻法的“动”，难以在百家余温尚在的时期以“霸道”之力统一思想。所以，在尚处“竞于气力”的秦始皇时期，儒家思想还是显得相形见绌了。而中庸的作用，则在于表明“过犹不及”，告诫人们做事要在原则性的基础上把握“度”。

所以秦始皇抄家灭门，断子绝孙。秦始皇焚书坑儒，不知道孔子是坐天下的人的恩人，他坑了他的恩人，也坑了他自已。要造反必反孔子，孔子是造反人的仇人。孔子是希望过安稳日子的人的老好人。中国人对孔子的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