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处决犯人为什么都说秋后问斩？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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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便有“秋冬行刑”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等罪犯即时处死外，其他的死囚均待秋季霜降后至冬至前进行。

那为什么古人对犯人执行死刑要选择秋冬季节，而不选择春夏呢?古人认为，春夏两季万木葱茏，正是植物和动物生长的季节，是一切生发的季节，这个时候是不能起杀心的。而秋冬季节一片萧瑟的景象，为了顺应这个肃杀之气，古人就选择这个时候对犯人执行死刑。这个问题可以从《黄帝内经》中的东南西北方位图看出，春天是生发的，而秋天却是收敛的，春天不能有杀机，而秋天就可以有杀机。

那秋后算账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北方的农作物每年只耕作一次，所以秋后农作物收割后就有了经济收入，而在这一年中欠下的费用就可以在秋后算清了。现在北方的一些农村，农民常在一些小的经销店购买生活用品，经常到秋收后一起结算，这就称为秋后算账。秋天在五行中属于西，西代表收敛，这个时候也是收钱的时候了，也可以这样理解。汉代法津规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在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直到清末。因为古代的死刑一般都在秋季，所以古书上和历史剧中都经常有“秋后问斩”这样的话。

《魏其武安侯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名篇，作品叙述了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fen)之间的矛盾斗争，既曲折地反映了汉武帝(前140～前86)与其祖母窦太后、其母王太后之间的斗争，也深刻地反映了重黄老刑名的西汉初期，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中期过渡的复杂激烈的斗争。

虽然同是外戚贵族，但是窦婴凭借赫赫战功获得了爵位，田蚡以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窦婴为人正直、忠于汉室、不贪钱财;田袜则善于权术、专横跋扈、贪婪骄奢。结果因汉武帝依违其间，不主公道，窦婴遭田蚡陷害。

终于在元光五年(前130年)十二月(农历)的最后一天被田蚡杀头示众干渭城，田蚡之所以急杀窦婴，是因为按当时制度，春季不宜用刑，甚至可能遇赦，这就是古代的“秋冬行刑”的制度。

我国历史上，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

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古人认为，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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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依据五行学而定的，春主生长，秋主杀伐(收割收获)，生杀大权之说油然产生。秋主金、主断，又代表阴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顺应着自然法测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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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人生产、行政等无不遵循农时，按照节气进行安排。

在儒家经典《礼记·月令》中，把每年分为“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12个月的时令，进行安排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活动。

《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大致意思就是在春季时节要停止诉讼，不得刑杀；秋季时节才能开始杀戮。

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集大成者董仲舒继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推崇，其中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为“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所以按照天时施行春夏行赏，秋冬行刑。从此，“秋冬行刑”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

汉、唐、宋、清历朝历代法津规定，刑杀一般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后来逐渐演化出死刑被分为立决和秋后处决两种，其中秋后处决相当于死刑缓期执行，给案件进一步落实留下了缓冲时间，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冤案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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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古时，除了谋反，忤逆这样的大罪外，大多数情况都是“春天审问，秋后处斩”。秋后问斩这个制度，开始于汉朝，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定在“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朝，行刑时间定在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后来不断的变化，一直沿用到清末时期。

一，那为何定在秋后杀人呢？

一方面是“顺应天命”，古人讲究的是阴阳五行，每一个季节都对应着自己的特点。

春主“生长、升发、条达、舒畅”；夏主“温热、上升、光明”；长夏主“生化、承载、收纳”；秋主“沉降、肃杀、收敛”；冬主“滋润、下行、寒凉、匿藏”。

我们可以看到，秋是万物消亡的季节，适合于肃杀。而古人讲究的是顺应自然，因此，大多数选择在秋后处斩。

另一方面是“起威慑作用”。我们古时，是农业大国，以农耕为主。春夏之际，农民都在忙着种地以及收割粮食，根本没时间去关心杀人之事。

所以，为了起到威慑作用，于是选择秋天这个比较闲的季节来行刑，让百姓都有机会来观看，当然，除了秋后处斩，还有秋后算账，午时三刻问斩。

二，那为何行刑选择午时三刻呢？

古时，人属阳，鬼属阴。人死后，如果有怨气，那就好化作厉鬼。而午时三刻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太阳是最旺盛的，也是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行刑，就算有怨气，化为恶鬼，也会被阳气所杀死。

至于秋后算账，则是，在春夏之际，百姓是最忙的，没时间关心其它事情。因此，如果两人有恩怨，那也要放到秋后再来处理。等两人都有时间了再慢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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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秋后问斩”，把处决犯人时间选择在秋后，主要依据来自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认为“天”代表“道”、“真理”、“法则”，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到了汉朝，董仲舒将"秋后问斩"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释：“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故"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认为庆、赏、罚、刑为帝王的四种执政行为，要与四季变化相适应。董仲舒认为，春夏应该行赏，秋冬才可行刑，此即后来所说的“秋后问斩”。

二，"秋后问斩”起源何时？

历史上，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西汉开始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汉代法津规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恶大恶极的罪犯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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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中华民族自古而有的智慧体现，在远古时代多有知法犯法的事件发生，为了对犯法者产生敬畏心和羞耻观，对犯有轻罪的人关于牢房中，真心悔罪者有教无类，皆感受到了法律的正义，对于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之恶人，查明原因，给预其充分的上诉状的权力，也于春主万物生长，秋丰万物皆止的孕意，有秋冬主杀之意，在古代由于地广人稀，信息传递多须传进月余，充分考滤了其中的往返时日和正大光明秋毫无犯，不草奸人命的天道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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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犯人一般都是“秋后处斩”，因此成了“秋后算账”这句话的来源。

古代除了罪大恶极的犯人需要立即执行外，大多情况是“春天审问，秋后处斩”。这是为什么呢？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种说法是根据西汉著名的哲学家，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而决定的。

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春、夏、秋、冬;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两者相互对应，这就是“天人感应”之说的由来。

“秋”正好对应“刑”。董仲舒还认为天子应该“先德后刑”，这正对应了“春夏行赏，秋冬行刑”的天意。（还别说，老祖宗说的不无道理）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节气而定的。春天象征着勃勃生机，是万物孕育生长的季节。根据“天人感应”之说，此时人的阳气是最盛的时候，春天杀人往往阴魂不散。夏天是万物蓬勃生长的时候，也不适合于杀人。

到了秋天秋收以后，天气逐渐变得凉爽。此时人的阳气逐渐收敛，不是有句话叫做“秋储冬藏”吗？天气越来越寒冷，大地一片肃杀，此时正适合于处斩犯人，还有秋天蚊蝇减少，不利于疾病的传播。

另一方面就是秋天过后到了农闲时候，处斩犯人既不耽误人们干活，又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古代杀人后的传播都是靠人传人，没有现代先进的通讯设备，农闲正好利用老百姓口口相传，起到杀一人教育一片的作用，符合媒体传播学的规律。所以历朝历代都选择“秋后问斩”。

文/秉烛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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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西汉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所以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秋冬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从此,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夏至、冬至二日禁刑,行刑时间为午时三刻。正午时分,阳气最盛,鬼魂无处遁形。另一层含义是保护行刑人,不被冤魂厉鬼追索。除秋后问斩,另有科举考试的秋闱。春夏乃万物生发之时,春种夏播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一年的劳动成果,待秋熟后收获总结。后世又有秋后算帐一说。华夏人文先祖伏羲,仰天府地,洞悉阴阳,创制八卦,知晓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存之妙,穷究人与自然之法则,《易经》实乃万经之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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