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费】
目前我国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乡土文化呈现新趋势,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 乡村文化振兴,要体现浓郁的当代特色,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文明的扩张,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薄,乡村文化日渐荒芜。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乡村振兴战略论文2000字,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是一名金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之前在一家知名通讯公司做业务员。2009年,因为母亲生病,我放弃20万元年薪的工作回到老家松林村,种植银耳和食用菌。2012年,我成立了黔江区义相食用菌种植股份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生产模式,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实行集中经营、抱团发展。2017年,我创办的合作社种植菊花300多亩,种植银耳2万袋,纯收入70余万元,带动当地建卡贫困户增收2500至3000元。我觉得,年轻人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大有可为,大有奔头!当看到周围群众也跟着富起来,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这么多年在乡村,一直有个问题在心中萦绕,那就是如何发挥松林村的固有优势,从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获得更大的收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我这几年在农村的深切体会。我所在的邻鄂镇松林村海拔1100余米,山高坡陡,人均耕地少,冬天寒冷,实施机械化耕作的难度高,村民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在我看来,向绿水青山要效益,利用闲置的土地资源,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山地特色效益农业,是当前高山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前段时间,我有幸作为乡村振兴报告团成员列席了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当听到会上提出“生态振兴要在统筹‘三生’空间上精准发力”“发展山地高效农业、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时,我倍感鼓舞和振奋。
接下来,我想在发展立体效益农业方面进行探索,如将玉米、高山马铃薯与冬桃进行套种,同时发展林下土鸡养殖,实现“一块土地、多次收益”。依托高山气候发展菊花种植和特色食用菌产业,利用农户废弃的稻草、玉米芯、玉米秆,按循环农业的现代化方式生产食用菌并利用烘干脱水生产菊花茶,实现废弃资源的再度利用。突出生态绿色特色,以“康养”市场作为产品的主攻方向,打造“容仙”生态产品品牌。着手打造1000亩菊花基地,建设集赏菊花、饮菊花茶、吃农家菜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点,建设一个有影响力的立体效益农业示范基地。
发展要依靠乡亲,发展成果要惠及乡亲。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让我和乡亲们对未来的信心更足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的宏伟目标指日可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一名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笔者近日听了党校教授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授课,通过现场学习和上网搜索方式了解了一些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情况。总体感觉,各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乡村产业兴旺,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培育乡风文明,促进群众生活富裕,但相对而言对推进乡村治理特别是改善乡村治安的具体做法并不多,似有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治安良好是治理有效的重要体现。从我省实际看,乡村治安状况与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等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一个治安混乱的乡村,产业往往难以兴旺发达,乡风往往受到不良影响。例如我省有一些因毒品问题问题突出被国家有关部门重点整治地区,还有一些因命案、涉枪涉爆等问题突出被省有关部门重点治理或挂牌整治的地区,这些地区治安状况较差,一些外地企业对到当地投资有所顾虑,当地产业并不兴旺,部分群众难以安居乐业。这些地区有的人员“违法致富”并产生不良示范效应,诱使不少人员同流合污,严重败坏当地乡风文明。当然也有一些地处珠三角的乡镇,虽然突出违法犯罪层出不穷,但实现了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生活富裕。这些乡镇群众经常面临“两抢一盗”、黄赌毒黑拐骗等问题的滋扰威胁,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从第三方调查情况看,这些地区的群众安全感普遍不高,甚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如果群众安心生产生活都受到影响,安全感低,即使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也谈不上治理有效,不是全面的乡村振兴。
4月26日,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认真落实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对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动员部署。省委书记李希同志在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聚焦着力点和突破口集中用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要“让**父老乡亲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攻坚仗”。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对实施乡村振兴指明了具体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我省实施乡村振兴要统筹兼顾各项总要求,加大力度推进乡村治理,确保乡村安定和谐有序,社会治安良好,让父老乡亲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此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铲除滋生黑恶势力土壤;要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有效排查整治治安问题突出地区和黄、赌、毒、拐、骗、涉枪涉爆、电信诈骗等突出治安问题;要加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对各类治安问题的防控水平;要完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及时预防和化解农村各类突出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农民的普法宣传,提升农民法律意识,营造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勾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并专门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对于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为解读性或表态性文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关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韩俊(2018)、张晓山(2018)、叶兴庆(2018)、张天佐(2018)、姜长云(2018)等。有些文章开始关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如张合成(2017)。但就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亟待加强。本文认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项主要任务之一,尽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实际上超出经济工作,但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导向之一。仔细研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内容,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质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有多大实际作用。比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呈现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绿色化迅速推进的趋势。这要求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顺应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农村产业发展在继续重视“生产功能”的同时,要求更加重视其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将重视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激发其科教、文化、休闲娱乐、环境景观甚至体验功能结合起来。尤其是随着“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群体,产业发展的生活、生态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视。以农业为例,要求农业在“卖产品”的同时,更加重视“卖风景”、“卖温情”、“卖文化”、“卖体验”,增加对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日益引起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链接和匹配功能,能够改善居民的消费体验、增进消费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间的互联性,而体验、便利、互联正在成为实现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尤其为边角化、长尾性、小众化市场增进供求衔接和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即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当然,这里的有效供给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里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竞争力,首先表现为提升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除此之外,还表现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这些方面的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解决好“三农”问题之所以要被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竞争弱势特征的复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矫正市场失灵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好“三农”问题,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要科学区分“三农”问题形成演变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借此,将支持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有效激发工商资本、科技人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完善农村发展要素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升级机制,更好地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第三,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协调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和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镇化战略未被列入要坚定实施的7大战略,这并不等于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也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也需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城镇化更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而实施上述7大战略则与此有明显不同,更需要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甚至优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则,更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走向其反面。(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后,中国城镇化将逐步进入饱和阶段,届时城镇化率提高的步伐将明显放缓,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将由乡—城单向流动为主转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并存,甚至城—乡流动的人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大。届时,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将会面临重大阶段性转型,甚至逆城镇化趋势也将会明显增强(张天佐,2018;王利伟,2017)。至于怎样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问题将留待后文专门分析。
第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农业农村政策转型的关系,做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文章。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也将专门分析。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统筹推进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果做到这一点,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为增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环节。注意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价值所在。当然也要看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往往面临观念、能力和社会资本等局限。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社会力量和工商资本带动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强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至关重要。
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有许多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如在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农民培训、优化农业农村经营环境,并有利于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201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制度维度上的创新
高起点。与新农村建设不同,乡村振兴战略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规划。《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包括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等,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高标准。乡村振兴,法制法规先行。一方面,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需要制度化、法制化,同时各地方可以从本地乡村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意味党对“三农”的领导法制化了、制度化了。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旨在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全方位高质量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其中,若干制度创新值得关注: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述举措旨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创新性政策举措改变了以往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均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的做法,通过跨省域调节,可以大大提高节余指标的含金量并用以反哺农村。创新培训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
组织维度上的创新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打造一支新时代“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为此,文件强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打造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
惩治“微腐败”,打造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从基层党组织抓起。文件提出,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文件首提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上述经营主体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的骨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指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积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国现有两亿多小规模兼业农户,多数年龄偏大,有的是老人和妇女。现阶段的迫切之举,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使之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文件提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能够引导小农户参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使农民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投资意识、风险意识的现代产业工人或农业企业家转变,从而解决土地配置细碎化、生产经营分散化问题,整体提升农业的产业层级和质量效益。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相关科研、教学和其他组织、个人参加,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在自愿互利基础上依法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可以跨地域、跨组织发展,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水平上提高农民和农业经营者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和农业经营与国内外市场对接,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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