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诗人自杀的很少，而现代诗人自杀的却很多？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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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为了不让朋友们感到太压抑太沉重，我准备用一种轻松的风格，和朋友们谈一谈自杀的问题。

我在高中的时候，读过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一本书。黑泽明说，自己的哥哥曾经说过，三十岁不成功，就自杀。后来黑泽明的哥哥真的自杀了。黑泽明在事业的低潮期，也屡次想到过自杀。这篇文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我正处在青春年少，我眼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花儿开放点缀春天，空气好像都是甜的，鸟儿的叫声，在我听来，都是对生命的礼赞。生活这么美好，人为什么要自杀呢？

其实，就像是生殖冲动一样，自杀也是人的冲动之一。我有的时候在高楼的楼顶，或者在高山的悬崖峭壁上，总是不由自主的想，如果像一只飞鸟一样飘然而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总觉得自己很变态，老是想着去死，而且怎么能够死的潇洒一点。后来我竟然发现，真的有人和我一样的想法。

自从写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卧轨自杀之后，人们往往认为，诗人是一个容易自杀的群体。其实，这也不尽然。但题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为什么古代的诗人自杀的多，而现代诗人自杀的少，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史中去寻找答案。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若隐若现的线索。在春秋战国时期自杀的文人并不多，那些慷慨面对死亡的，大多是一些为武士和刺客。中国的士人，一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我的上级对我好，我就要为他卖命，事情做得不成功，那我就去自杀。其实这还是深受儒家思想中的以身殉道、舍生取义思想的影响。到了汉以后，很多文人的自杀多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无法与社会和谐共生，在痛苦的煎熬之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在魏晋乱世、民国和文革期间表现的非常明显。

在法国人杜尔凯姆写的一本《自杀论》中，把人的自杀分成三个类型，这种观点，可为我们审视中国文人的自杀文化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杜尔凯姆说，人的自杀分成三个类型。第一是利己型，也叫逃避型。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第二种是利他型。人们认为生命的寄托早已超越了现实世界。第三种是动荡型。是在动乱不堪的社会中，人的心情极度压抑，找不到出口，从而自杀。

在了解了自杀的几种类型之后，我们进入正题，谈一谈古代诗人的自杀。中国人对于死，一般比较忌讳。第一，中国文化是一种重生的文化。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人主要是把自己的一生过得好，过的有意义，干嘛想着去死呢。孔子还表达了生时就要努力，死后自会长眠的观点。在道家文化中，更加重视生，道家哲学的核心是无为，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长生久视的理想。好好生活还来不及，干嘛要自杀。在佛教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不大提倡自杀。在和西方和日本的自杀文化浓厚的社会相比，中国文人的自杀还是比较少的。第二，中国是个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强调百善孝为先，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的身体和生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而是父母给的。孔子的弟子曾子，在临死前，还要人看看自己的腿脚还好不好，有没有受伤或残缺，因为身体是父母的，要是自己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孝。孟子也说，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养生送死无憾。作为儿女的，他的职责是养生送死，你要是先死了，父母无人赡养，妻子儿女没有生活来源，那你就是一个不孝、不负责任的人。所以，除非是走投无路，一般不会选择自杀。第三，中国文人有自我心情调节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儒道佛思想。年轻时候好好贡献社会，在年老或者不得已的时候，就去学习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慈悲，中国有的是好山好水，躲进五湖烟海之中，自得其乐，干嘛要去寻死觅活？

屈原的自杀，可以说开了中国诗人自杀的先河。屈原身在楚国，是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楚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大。屈原的自杀，是因为楚国的灭亡，他在长期的流亡中深感复国无望，深感作为亡国奴的耻辱，最后投江而死。这是一种为了气节尊严和骨气而死。在屈原之后，文天祥、陈天华的自杀同样是爱国主义的节气使然。对于这一种自杀，历史往往采取一种赞许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死的重于泰山。但是中国人对于因为自己想不开的原因，是不赞成的，认为自杀的人自私、糊涂，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

现代诗人自杀的最有名的是海子了。海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现实中无法与社会达成共识，他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格，最后选择自杀，他的自杀其实就是一种利己型或者说逃避型的自杀。

总之，有理想的年代，诗人们无法实现理想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自杀，在没有理想的年代，诗人们干脆与世界共沉沦，在灯红酒绿的时代醉生梦死，干嘛要自杀？所以，对于有情怀的人来说，自杀是一种情怀，对于没有情怀的人来说，醉生梦死就是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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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在社会上三教九流，也有五花八门的全能学问，看自己喜欢咽呢还是哽。行：有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有看自己喜欢富贵呢还是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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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诺奖获得者加缪在其名著《西西弗神话》中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人类是为数不多的，会自杀的动物。而人群中的诗人，常被视作通灵者，被认为更敏感，更细腻，更丰富的诗人的自杀问题，就更容易引人注目了。

有人认为，古代诗人选择自杀的很少，到了现代，自杀的诗人逐渐多了起来。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一是，相对古代，我们对现代的诗人更为熟悉些，对历史上的许多自杀诗人无甚了解，便得出了现代社会自杀的诗人更多些的结论。

在不怎么读书，对历史文化隔膜的当代中国，因为不熟悉古代，而妄加猜测和评说的现象，比较常见。觉得古代自杀诗人更少，有可能就是因为对古代比较所致的误解。

二是，似乎没人做过全面详实的统计，用数据证明古代自杀的诗人更少，现代更多。

网上评述古今中外自杀诗人的文字，多半是简单列举一些大众比较熟悉的诗人，未能作穷尽式考察。因此，认为现代诗人自杀者更多，可能仅仅是一种直观印象。这种印象，可能是片面的，不合事实的。

以上的两种可能，很难完全排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文化史中，诗人和哲学家的自杀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社会学第奠基人之一、法国学者涂尔干 (Emile Durkheim，1858-1917）曾著《自杀论》一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自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对自杀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下这本书。作者似乎有意避免从精神和信仰角度谈论自杀问题，他好像有意避开从神学、宗教和伦理学等角度研究此问题，对个体自杀的原因和动机，几乎全部阙如。

美国心理学家门林格尔（Carl Augustus Menninger）《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恰巧弥补了涂尔干著作的缺憾。

不过，上述两书都未系统讨论诗人自杀问题。答主也未曾研究过自杀问题，远不能跟北大的吴飞老师等自杀问题研究专家相比，在这里只简单谈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诗人选择自杀的原因。

首先，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空虚、生命意义的失落，可能是现代诗人自杀的最重要原因。

上帝死了，超人未来，我们生活在没有神灵，没有激情的低谷年代。叔本华、尼采和荷尔德林们，曾经反抗过这种绝望，他们的肉体并不是自己消灭掉的，而在与失落的现代文明的大幕前，他们可能都扮演了悲壮的失败者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掉了。

他们的死，不是自杀，却让后来者清醒意识到，在荒原时代，突围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如艾略特等人那般，成功皈依宗教，就只能在死亡的怀抱中获取安宁。

许多诗人，正是这么做的，于是，世人看见，诗人们一个个自杀而死了。

海子、戈麦等人之死，就有这种意味。

其次，现代社会物化倾向越发严重，人文精神及其价值，遭到极大压迫，诗人们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令人窒息的压抑感，看不到人类和自身未来的绝望感，使得现代诗人们把自杀看作“突围”或者说解脱的主要方式之一。

顾城的一直幻想做“一个任性的孩子”，而成人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是很难容纳肉体上已经成年的任性孩子的。久而久之，他们可能生发出了一些心理疾病，再遇到一些契机，就可能酿成惨剧了。他们结束了自身的生命，有时顺便带走了别人的。

如果按照“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这些自杀的诗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人了。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出众的诗才，而更受人瞩目了。

第三，现代社会，人们似乎得以免除种种奴役，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事实上人们受到的约束和限制更多了，热爱自由和个性的诗人们痛恨现代社会的禁锢和奴役，再三碰壁后，无望扭转局势的诗人们，可能会选择自杀来殉自己的理想，或者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虽已小说驰名于世，他骨子里更是位诗人，他的自杀，就带有殉理想的意味，他无法继续忍受人类之间的互相虐杀，一生连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曾经对人类抱有美好期待和幻想的他，最后深陷绝望的泥潭，最后，选择以四了之了。

某些国家的某些特殊年代，有不少诗人、作家、学者选择自杀，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最后的尊严了。

第四，现代社会变动更大更快，敏感、脆弱的诗人们，更容易受到伤害，当他们无法自愈时，可能会以自杀的方式，重获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权。

诗人们是敏感而脆弱的，更容易受伤。诗人又是高傲自负的，自尊心极强，酷爱自由，渴望自主，当他们的愿望一再落空，在现实中伤痕累累、身心疲惫之时，很可能会通过去死来博得最后一次自主。

最后，在精神荒芜、文化衰败的年代，人们对文化人的兴趣，看起来可能更高，诗人们容易成为媒体的消费品，他们的自杀，会被媒体广泛传播。

因此，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现代诗人特别喜欢自杀。其实，现代社会中，喜欢自杀的，不仅仅是诗人，政客、宗教徒、农民、工人等等其他领域和行业的人，可能一样有许多人自杀，只是没有被媒体格外关注而已了。

现代诗人自杀，除了文化、信仰、伦理学、人生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心理学、精神病学方面的因素，只是后者，在诗人们身上并不是特别典型，也非他们所特有了。本文也就略而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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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古代诗人自杀。

就我所知的，第一个是屈原，第二个是徐渭，屈原一次成功，一了百了，徐渭寻死九次，非常惨烈，却都没成功，还在世上受罪。

屈原的死为后世的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一个范本:无力回天时，当与家国共存亡。不是生命不重要，而是国更重要，气节更重要，像伯夷叔齐就是此类典型，包括近代的王国维也是如此。

徐渭的生平我没有去深入了解过，我觉得他是个志向跟生理共同遇上了难关的厌世者，生理上近似梵高，心理上近似于垮掉派文人，对时局、世道有着强烈的不满和绝望，这种绝望结合了他孱弱的身体，遂使精神急速崩溃。但他不属于典型性的中国传统文人，他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是西方式的积极入世且具有批判倾向的，而中国传统文人更重视修养身心，讲究淡泊宁静，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所以徐渭式自杀并不多见。

除了屈原式为家国而殉难外，中国古代文人自杀现象确实很少，家里揭不开锅也要顽强地苟活下去，仕途上屡经磨难常被陷害也要忍辱负重地活下去，看似心理极为健康，精神力量强大，其实背后映射出来的是一种民族性的责任心，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不但是对父母和家族传承的责任，也是对生命本身的负责。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现（当）代诗人自杀。

闻捷，1971年在隔离审查中吸煤气自杀；

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戈麦，1991年在北京万泉河投河自杀；

顾城，1993年在新西兰杀妻自尽；

昌耀，2000年在西宁跳楼自杀；

这个名单远未详尽，还有数十上百倍的作家诗人从文/革以来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也有众多知名度不高的小诗人自杀身亡，就不全部列举了。

所列的几个人，闻捷代表了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那一代人，他们是:傅雷夫妇、陈梦家、老舍、罗广斌、李广田、杨朔、周瘦鹃等，那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们就不要指责作家诗人们不够坚强了。

海子、戈麦和顾城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跟现实一定程度脱节，但各自的生命走向有所不同，海子和戈麦有些不合时宜，在现代主义先锋文学当道的时代，他们选择了向后转，在当时不被理解和认可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跟路遥比较相似，路遥虽没自杀，却不被承认，无法改善生活，最终在贫病中死去。海子作为现代诗人，思考的深度和态度的决绝远非路遥可比，作品与思想得不到时代认可的孤独与茫然使他决定以死来成全。

顾城是个心智不成熟的“成年孩童”，他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比前二者要偏得多，他的恋爱家庭关系旁人或许不好置喙，但杀妻绝难原谅。前些年一些诗人想弄个“诗人节”，有屈原祭日、海子祭日和顾城祭日几个备选方案，我坚决不同意后二者，特别是顾城，屈原已有节日，后二者无论水平还是人格力量均达不到纪念的程度，要也是在李白、杜甫和苏轼三人中挑选。

昌耀是这些自杀的诗人中最大腕的，也是年纪最大的，他的自杀没有隐含什么教益，映射什么背景，仅仅是患了绝症，病痛难忍，跟海明威一样的原因。这种自杀的情况只能说明文人不像普通人那样贪恋生命，哪怕长期拖累家人也要半死不活地捱下去。

总的看来，现当代诗人的自杀现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改开前被迫害致死，二是思想意识超越当时，有志难骋，陷入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局，三是因病自杀，重质量而轻数量。不能说他们不坚强，抗压差，但是跟古人相比，确实对生命没那么看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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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是一个令诗人绝望的时代。诗人为什么绝望？我们分三部分来说：

1.诗人一群什么样的人？

2.现当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3.诗人生活的古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1.诗人是一群怎样的人？

他们有的锐利、有的纯情、有的博达。。。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真性情。

什么是真性情？就是活得率真、执着，不会蝇营狗苟、阿谀谄媚、溜须拍马，他们从来都以真面目示人，学不会也不屑于去学一些旁门左道。

诗人只有如此，不然是断然写不出那样饱含热情的诗句的，比如席慕蓉的《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不是如此，可能也就称不上是诗人了。

2.现当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关于现当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我们似乎最深有感触不过了。

简单来说，现当代是一个将传统的气节、骨气、操守等等美好品德全都打碎了的时代，人人皆逐利。虽然人们也渴望回归本真，幻想着有一天赚够了钱，再无忧无虑地回归本真。

可是第一，钱赚了多少算够？

第二，更要命的。一旦你以为你赚够了钱，你想回去，却发现再也回不去了。

现当代的诗人们早就洞悉了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才情，在需要生长的时代，早就被那些欺名盗世者埋没了。他们的才情，连生长成熟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现当代诗人们是绝望的。他们只有以死来诠释他们高洁的生命，自杀使他们最后的注脚。王国维如此、海子如此、顾城也是如此。

3. 诗人生活的古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古代的社会，远不像当代这么浮躁。虽然逐利是人的本性，但儒家思想已经为人们心中铺上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底色。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才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在东坡被贬的时候，人们甚至敬重东坡堪比与敬重皇帝。可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不光是诗人的气质，也是普通人向往的气质，诗人们只是确实有才华来让这种气质显化。

而在当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者不是被人嘲弄为书生气，其实另一个意思就是“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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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他们始终有活下去的精神支撑。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文化的融合。让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那些名传千古的诗人大多是遵从“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儒生，积极入世，遇到挫折失意时，则以佛道理念为依托，价值观的转换，使他们始终拥有精神的家园。

二是孔圣人所提倡的六艺，能塑造多彩多姿的思想和人生。他们的人生不但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有骑射等项目，文体并重，情绪有出口，人格更完善。

三是这些名垂千古的诗人，本来就天赋异禀，卓而不凡，加之传统文化的浸润，容易大彻不悟，不容易钻牛角尖。鲁迅先生不也讲究“韧的战斗"吗，只要活下去，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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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顾城都是当代著名的诗人，戈麦可能为人所知少一点，但这同样富有才华的三位诗人，都选择在90年附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诗的悲剧，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顾城：“任性的孩子”与世俗对立

顾城（1956—1993），男，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一个诗人之家，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在新诗、旧体诗和寓言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远和近》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小巷》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诗句，都来自于这个天才的诗人顾城，他的诗敏感而细腻，曾是一代人的经典。

顾城生于一个诗人之家。文革期间，曾随父亲下放至山东的农场，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据说，他5岁开始写诗，14岁便写出了被认为是“朦胧诗”代表作之一的“生命幻想曲”。21岁的顾城正式发表诗作，后与江河、北岛、舒婷、杨炼合称为朦胧诗人。虽然，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提法及其在当代诗坛中的地位，已有越来越多不同的看法，但顾城在“朦胧诗派”中确实是一个比较出色的诗人。不过，有的评论认为：“顾城的好诗不少，但一般化的作品更多，可见顾城的创作，还只停留在一个尝试、摸索、寻求突破的阶段。”

顾城死后，关于他杀妻并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读，但至今没有定论。

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

海子：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

海子原名査海生，生于1964年3月24日，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海子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当时即被称为“北大三诗人”之一。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从1982年至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用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勤奋，才华横溢地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结集出版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

在很多文艺青年的心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海子所写的至今仍被人广为传诵的名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1989年的3月26日，刚满25岁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就像他诗中所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海子之死是一个相当轰动的事。

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扫干干净净，归还给一个陌不相识的人，我寂寞地等，我阴沉地等，二月的雪，二月的雨。 ——海子《黎明》

今夜我不会遇见你，今夜我遇见了世上的一却，但不会遇见你。——海子《情诗一束，山楂树》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麦地与诗人，答复》

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海子《西藏》

雨是一生错过，雨是悲欢离合。——海子《我请求：雨》

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海子《亚洲铜》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海子《村庄》

他的诗，温柔而缱绻，意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失去海子，是中国诗坛永恒的悲哀。

海子在死前的相当长的时间时里，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直至后来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作为诗人，他的性格内向、单纯、偏执、倔强。天才往往内心是孤独的，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那种敏感又脆弱，不被理解产生的痛苦无法排遣，因此海子形成了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四处都弥漫着绝望。

海子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天才的诗人之一，在他短短的25年生命中，留下了大量杰出的诗句。事实的真相如何，已经不得而知。但生命最后对“神秘主义”和气功的崇尚，无疑使海子的生平更加迷雾重重。

戈麦：还未被所有人认识就已离去

海子的自杀，对戈麦的心灵冲击和震撼都极大。在海子去世一年多之后的1990年底，戈麦写了一首怀念海子的诗，诗名就叫《海子》。

1991年9月24日，有北大“校园诗人”之称、毕业后任《中国文学》编辑的青年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万泉河，时年仅二十四岁。

戈麦对诗歌是真正有一种热爱。

据西渡回忆，他第一次注意到戈麦的诗，是那首《冬天的对话》，诗句让西渡印象深刻：“想起冬末／在故乡的酒店中／躲避风寒……”西渡说，戈麦“寥寥数语就把我们带进北方冬天的特殊氛围”，从此不禁对戈麦另眼相看。

曾有人看过《戈麦诗全编》后感叹道：“他的作品无一不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坚硬、顽固、忧伤、爱。他是一个牵连了太多痛苦和理想的孩子。通过诗歌，他眼中的一切都会让人感觉是那么的充实和力量，但无奈的现实又让他孤单。他只能面对着自己，面对着那个时代的单调。写到这里不禁哽咽。我一直坚信戈麦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诗人，我羡慕他无与伦比的天赋，更嫉妒他澄澈的生命。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草生长的时候，我在林中沉睡

我最后梦见的是秤盘上的一根针

突然竖起，撑起一颗巨大的星球

我感到草在我心中生长

为什么都选择自杀？

海子自杀后，曾经有人论及“海子现象”。戈麦自杀，令人瞩目的“海子现象”立马变成“海子－戈麦现象”。正式提出这一命题，是1992年11月，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座谈会”上。

北大曾先后举办了两次戈麦的悼念活动。中文系系刊《启明星》上刊出了戈麦的诗歌遗作，同时登载了戈麦的生前好友西渡的纪念文章《戈麦的里程》。1992年11月，由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座谈会”在北大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正是在这次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海子－戈麦现象”。一些诗坛及文学界人士，将近年来先后发生的诗人之死，提升到了一种当代中国诗坛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有广泛意义和价值的角度来进行认识和讨论。

当时，更有学者认为，倘若超越个体的角度，去思考“海子－戈麦现象”背后的文化内蕴，这将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光阴留给中国诗坛的一项课题。

为什么顾城、海子、戈麦都选择在90年左右自杀？

海德格尔曾说：“死亡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是每一种生存都不可能的可能性、”当中国诗人在80年代遭遇到痛苦、体验到这种不可能性，也就转化为对肉体生命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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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生，焉知死！

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的价值观不同！

古代没有专职的诗人，诗只是副业，只是爱好，只是情趣，只是交际。古代诗人的理想不是成为诗人，而是成为名臣，济世之臣，振兴之臣。

古代诗人的最大抱负是在仕途上成就一番事业，打造出一个盛事。哪怕是哪些隐居的诗人的隐居，无非也是做一个样子，以待价而沽！

儒家思想有三不朽，这是古代诗人最高要求，也是最高标准。

立功，立德，立言！

在古代自杀，一个不孝的名头绝计少不了。一个不忠的名声绝对少不了。所以，古代文人很少自杀，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是如此。

要么，面对敌人，威武不屈，慷慨赴义！如文天祥

要么，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成大事！如司马迁

你的性命不是你的，是父母的（孝），是皇上的（忠），是百姓的（仁），是道德的（义）

饥如杜甫，穷如景仁，寒如贾岛，贫如孟效，都不会自杀。

还有被贬来贬去的元白，苏黄，甚至两宋的易安，放翁，稼轩都是如此

绝对不能自杀，因为我还有用！

我还没有尽忠，我还没有报国，我还没有实现理想！

究其原因，古代诗人只有当官一条路，而一旦当上了官，必须和自杀说再见，当然背着宋朝牌坊跳江跳崖是另一处殉国。

只能殉国，殉节，殉义，只能为大道而死，为理想而死！

现代诗人就没有这么多约束

因为他们没有寄托！古诗人再贬也还有一个职业，可以为百姓做些事情，也可以期望东山再起，明君召还。可现代诗人呢，他们只是学者，只是教师，甚至只是诗人。

他们没有使命感，面对被毁灭的美好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同时没有其它事务让自己可以负重生活或者完成责任。

现代诗人，在灵魂里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间，没有牵挂，没有留恋！

只有伤心，只有绝望，以及没有人能看到的痛苦。

要么心灰意冷地逃避，要么直面初心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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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古代的诗人与现代的诗人是两类人，他们的追求与理想是迥然不同的。既然是讲自杀，李白那些乐天派我们不去讲他，只说一说那些诗歌中常含苦郁的作者。

古代的诗人大多是兼职的，是因为写了不少诗歌作品而被称为诗人。他们除了有一手好文笔之外，还有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诗歌作品所反映的是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心志，即我们所说的“诗以言志”。这就导致了他们反映在诗中的苦郁并不限于个人的感受，而是一群政治理想破灭志士的共鸣，内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对邦国黎民的同情与愧疚。这样的人一般不会为了自己的遭遇而自杀，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自己的命不仅仅属于自己，更是属于天下苍生的。所以，穷困不得意，便独善其身，为世人树立榜样；发达得意，便一展平生所学，兼济天下。他们的苦郁从根本上来说，既是因为个人的不得志，更是因为不能造福苍生的遗憾与愧疚。什么时候会选择自杀?不忍见邦国衰亡，如屈原愤而沉江；不愿做二臣新贵，如文天祥宁死不降。

而现代诗人，很多是自封或者追封的。说白了，他们歌咏的仅仅是自己的遭遇，是自己心灵的缺陷。他们的理想不是为天下黎民而起，只是自己空想的一种生活状态。之所以如此，在于心灵的空虚。尤其是信奉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人，总会讲自己的文字是反映着现代社会里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其实真正扭曲的不是大众，而是那些作者，同样的源于空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们都诗歌是写给有同类感受的很狭窄的圈子里的人看的，互相吹捧，导致了知音难得的感叹。戳破这种谎言只需要一件事，就是他们写现代人扭曲变态的作品并不能和大众产生共鸣，即不被接受，不被描写对象所接受的作品，他们又凭什么来代表大众发声?这些人的心理遍充斥着这些黑暗的元素，越来越感觉“人间不值得”，所以试图用死来解脱，实质上只是心灵的空虚和扭曲罢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值得看的东西，但基本上都是自己心灵苦郁的描述，不涉及更为广阔的苍生悲苦。狭窄的空间孕育不出高尚的灵魂，只能在黑暗中渐渐绝望，靠自杀来解脱便显得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