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冬天把秋天的存粮给吃得差不多了，夏收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因此春天大多数贫民在没有存粮的情况下，只好跟别人借粮食过春。

只听说过过冬的，没听说过过春？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在古代春天往往比冬天还要难熬。那么贫民需要向谁借粮食呢？当然是本地的地主富绅了。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地主们借粮食给你们过春，自然是要收取一定利息的，这些利息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只要形成垄断，那么利息的数额就会相当高。

王安石拍脑袋一想，不对啊，这事儿对老百姓太不公平了。为了体现公平，王安石在改革中，实行了所谓的青苗法。

青苗法：简单来说，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以较低的利息（20%的利率）将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食借给老百姓。等到秋收以后，再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

王安石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这么做至少有3点好处：

1. 第一，能够减轻老百姓们的负担，不会被高昂的利息压垮。
2. 第二，能够增加朝廷的收入，做到富国强兵。
3. 第三，能够打压民间高利贷现象，以此稳定人心。

这岂不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吗？但是青苗法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毕竟是宰相，他不太清楚基层官员们究竟是怎么实行政策的。早期，这一政策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实行，在没有看到效果的情况下，王安石就贸然将青苗法推向了全国，结果麻烦来了。

当时地方官员每个人身上都有任务，也就是说每年都必须要完成一定量的借贷任务，有点儿类似银行从业人员，否则就要扣绩效奖金。

因此地方官员们开始胡作非为，强行让那些不需要借贷的地主老爷们前来借钱。这些人本身比较富足，勉为其难借了钱粮以后，不就占了贫民们的份额了嘛！所以说贫民们无计可施，只好继续向这帮地主老爷们借粮食。

而地主老爷们被官府收了一道利息，再借给贫民的时候，为了维持过去所能挣到的利息，自然要抬高利息的额度，这就造成了老百姓们所承受的利息比过去还要多。

贫民能不能直接向官府申请借粮呢？可以，但是地方官员会在青苗法规定的利息的基础上，随意抬高利息，负担也相当重，就问你借不借吧！

因此，青苗法发展到后来，居然成了地方官员们专门用来放高利贷的工具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到银行借钱，没有抵押物的话，能随随便便借到钱吗？当然不能。在宋朝也是一样，不是任何一个街溜子跑去官府都能借到粮食的，他们也必须要有抵押物。

这是可以理解的，万一借粮的人提前去世，或者跑路了，那么地方官府就得自行负责这笔借款了，他们是不可能让自己吃亏的。

但是问题来了，我都是贫民了，我能有什么抵押物呢？我是有学区房啊，还是有豪车啊？既然什么都没有，自然也就借不到钱了！

这么一来大家岂不是都不用去借钱了？没关系，人家有的是办法。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十户作为一保。

这属于捆绑借贷的范畴了，也就是说必须要10户人家一起来借贷，而其中必须要有3户人家是有抵押物的富人。集体借贷的好处就是不怕你不还钱，至少有一部分人是有抵押物的。

可问题是，这10户人家里，难道就没有1户是癞皮狗？我看不可能吧？因此一旦其中出现某一户赖账的话，那么有财产的那3户人家可就倒了血霉了，必须要帮癞皮狗还债。

你说这么做合适吗？在当时来说，似乎效果还不错，因为这么做有力地保障了那些没有抵押物的人借到钱。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其中的漏洞后，这就完犊子了。

贫困户继续是贫困户，富人极有可能会因为这一政策，也被贫困户给拖累成贫困户。结果造成集体贫困的现象。

地方官员都是有业务要求的，每年必须要完成一定的借贷量，所以你觉得青苗法还是自愿的吗？不借钱就是不给地方官员面子，早晚给你穿小鞋。可实际上，贫民更愿意通过民间借贷弄到粮食。

相比较民间借贷，青苗法的弊端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在民间借贷中，还款的时候可以用钱也可以用物。可是在青苗法中，借了粮食必须要用钱来偿还。

老百姓们辛苦耕种，获取粮食倒还不算难，但是用粮食换钱的时候，就必须要看市场走向了。一旦粮食价格下跌，那么极有可能造成贫民还不起青苗钱的情况。

还不起地主老爷们的钱，还可以说情拖欠一段时间，可还不起官府的钱，对不起，虽说那时候没有诚信制度，但衙役们肯定会把你抓去揍一顿。

如此反复以后，贫困户越来越多，压根还不起钱的，只能卖儿卖女，甚至把那点留种的粮食给卖了，等于是断了自己日后的生路。这么一来流民四起的现象就出现了。

青苗法的出发点是好的，富国强兵的同时也能够保障老百姓们的生活。可惜在施行过程中，由于基层的胡作非为，出了一系列问题。

王安石的过错不是推行了青苗法，而是在没有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就贸然将青苗法向全国推广。

尤其是摊派贷款任务这件事，绝对是青苗法最毒瘤的地方。不同地区贫富差距不同，如果一视同仁的话，肯定会出大麻烦。

参考资料：《宋史》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所设计的制度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完美无缺，都会存在一些缺陷的。

“青苗法”本来是一项很不错的经济制度，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设计本身就存在一些缺陷，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仅这个制度没有得到善终，“拗相公”王安石也因此玩完了。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值得后世永远的思考。就今天而言，也有很现实的意义。了解“青苗法”产生的背景以及被废止的过程，对正确理解今天的一些经济制度及措施很有借鉴意义。

“青苗法”并不是北宋宰相王安石的首创，早在唐朝中后期，唐朝中央政府就因为各路藩镇割据搞得很悲催，不仅没有直接掌控的军队，而且朝廷财政收入也是捉襟见肘。

皇帝都没有钱花了，这事就大了去了。为了创收，就想到了用“青苗法”来弄钱。主要的套路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家仓库里的存货折算成银两借贷给吃不上饭的百姓，以度过暂时的困难。

当然了，这个借贷不是无偿的，需要借贷者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样以来，政府就有了一定的收入。

到了宋代，王安石大力推行“青苗法”，初衷是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还有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的目的。

王安石在全国大力推广“青苗法”之前，在个别地方也有“青苗法”的实践，尤其是陕西转运使李参、王广渊以及王安石本人在知明州鄞县时，都有很成功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皇粮国税是两千多年封建制度下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作为农民基本的义务就是缴纳皇粮；遇到自然灾害，政府也会开仓放粮，这也是中央朝廷基本的的责任。

无论是农民缴纳的皇粮还是朝廷的赈灾都是无偿的，彼此都不需要付出报酬。

但这不是朝廷与农民之间唯一的关系，同时还存在一种有偿的借贷行为，这就是常平制度。

常平制度主要是在丰年时适当抬高价格籴[dí]米，把老百姓手里的余粮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时适量降低价格粜[tiào]米，以平抑物价，拯济百姓。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储备粮制度就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由于籴米时市场粮食价格较低，粜米时市场粮食价格较高，而且朝廷规定粜米时不能低于本钱，因而往往会出现盈利的情况。

如此以来，既解决了农民的困难，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可见常平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可以说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但常平制度的"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的做法有些呆板，主要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不仅仅缺粮，更缺少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生产资料，比如种子、耕牛、更新农作工具等等。

于是，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后就大力推行“青苗法”，也称“常平新法”。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朝廷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施行。

其具体做法就是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等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以改善北宋长期以来“积贫”的现象。

“青苗法”看起来是蛮不错的一个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仅仅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元丰八年（1086年）宋神宗驾崩后被废止。

而这一新措施的倡导者王安石更是悲催，早在熙宁七年（1074年）就因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强力阻止而被罢相。一年后宋神宗虽再次起用王安石，但随即又被罢免了宰相之职。

“青苗法”的实施与废止的过程，与前段时期搞得沸沸扬扬的普惠金融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之处在于，“青苗法”还是赖兮兮执行了十几年，那个普惠金融与之相比就短命多了，仅仅几年就熄火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青苗法”的意义，在这里豹眼就对普惠金融多说几句吧。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率先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其基本含义就是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都清楚现在的银行资本都是嫌贫爱富的，底层的社会群体是很难得到银行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就是要解决小额贷款的问题。

这一理念源自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总裁尤纳斯教授。就是他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小额贷款借给农民，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当然了，尤纳斯教授也得到了很合理的回报。

就普惠金融的宣传而言，信贷权即是人权，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是金融体系的创新，这包括了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其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

在豹眼看来，这有啥创新可言，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推行的“青苗法”不就是普惠金融吗？

在这里，豹眼就不展开评论普惠金融了哈，酸甜苦辣咸，谁试过谁知道。

无论是“青苗法”还是普惠金融，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结果都难以收拾。

“青苗法”这种有息贷款的方式，在熙宁之前就已经在地方上施行过，像王安石在知明州鄞县时就曾经采取过，而且效果不错。

那为何全国推广之后就遇到了那么大阻力，而遭到朝野的普遍反对呢？

发放贷款需要本金，而这些本金从哪里来？是否充裕呢？

首先，常平仓的数量较少，一般只设立于州县治所所在地，所能覆盖到的区域及人口较为有限，并不能为所有农户提供服务。

其次，熙宁之前常平仓籴米的本金，主要由各地方政府暂时留下将来带本带息一起上交朝廷的钱、朝廷的拨款、地方出卖户绝田所得收入以及地方自己筹措的籴本构成。

但由于宋朝长期“积贫”的现实困境和北宋财政制度的特点，地方财政较为紧张，因此时常缺少籴米的本钱。没钱籴米，哪来的钱放贷呢？

就是说地方政府木得钱作为本金，那你还放个锤子哦！

其三，常平仓的本金本来就不充裕，而在当时，常平仓的钱粮还经常被三司及转运使挪作他用，致使常平仓的本金更是捉襟见肘。

其四，常平仓籴粜程序较为繁琐，执行中经常出现诸如官商勾结、出粜价格不合理等现象。

说得好好的是为底层百姓提供金融服务，但不是刷一下脸就可以有资格得到贷款的。还需要一些实物抵押、十户联保等方式。

想想看，有实物抵押的人，在那个时候还需要借钱吗？十户联保有多难操作哦？

加之一些不法官商勾结，说好的抑制民间高利贷，最终还是被官商勾结办成了高利贷，真正需要资金的百姓并没有实质性受益。

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青苗法”一开始在制度设计上就存在缺陷，在执行中缺乏监管，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最后也就玩完了。

“青苗法”与历史上许多新政一样，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在执行中就出现了弊病。

看一个制度是好是坏，不能只看它的出发点，最重要的是看其实际效果。结果不好，就不是一项好制度。也就是说，想法再好也没用，没有给社会百姓带来实质性的好处，甚至带来负担，这就是不好的制度。

同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关键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必须有后期的监管和保障。

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实行的。制定一个好的制度很重要，但实行好这个制度更重要。

因此，政府团队的建设很关键，没有好的政府团队，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贯彻执行。

总之，王安石的“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在初期地方施行阶段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全国推广之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施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这项制度最终被废除。

不能就此说这项制度不好，只能说这项制度没有执行好。

这才是今天的从政者需要认真思考和总结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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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王安石青苗法是好是坏，首先要搞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王安石自己就公开说过，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赋税不增加,而国家可用的钱很充足。

根本目的是“国用饶”，换言之就是增加北宋朝廷收入。

这是变法的根本目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在生产力没有爆炸的古代社会，能不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答案是不能。

因为农业社会，生产力是有上限的，根据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学家研究，唐宋元明清五朝，一亩地单位平均收入都不超过180公斤，亩产360斤已经是农业社会的最顶峰，出现在中明以及清朝乾隆年间。

换言之，“蛋糕”无论怎么做，大小是有极限的；所以，归根结底，古代改革本质上就是“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有人会说，就算是“分蛋糕”，王安石分的也是地主门阀的蛋糕，因为青苗法收的利息比民间高利贷低得多。

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不论是青苗法法定的20%还是实际操作中普遍的30%都比北宋当时民间高利贷要低。

但是，问题在于青苗法带有强制性。

北宋民间高利贷虽然利息能高达40%—60%，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要借高利贷的，即使是北宋权势最大的家族也不可能让全北宋老百姓都借高利贷。

以韩琦家族为例，韩琦家族是北宋唯一被皇帝亲口允许可以“世镇相州”的家族，但是，韩家也没有哪个本事让相州以外的地区听他的命令，强迫相州以外民众借钱。

但是青苗法可以。

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所以推行青苗法的时候，青苗钱收入就是很重要的考核标准。

官员为了完成KPI，只能采取强行借贷的方式，不管治下老百姓需要不需要，总之所有人必须借。

这样一来，青苗法等于成了普遍加税30%的青苗税了。

所以王安石还没有死的时候，青苗法已经变成朝廷不借钱，民众也要多缴纳收入的30%给朝廷的青苗税了。

注意，此时王安石可还活着。

综上所述，青苗法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在“利出一孔”的古代政治环境下，任何旨在增加朝廷收入的变法最终都会变成对老百姓的加税，没有例外。

很多改革措施都是表面上设计的很好，但是执行起来却很难，而且经过行政手段一级一级的往下执行，就走样了许多，最后形成苛政。王安石改革如此，王莽的改革也是如此，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完全走向反面。

青苗法是王安石改革的第一攻措施，就是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也就是说农民在夏、秋粮食收割前的这段青黄不接之时，可以向政府借货现钱和粮食，以便于渡过饥荒，这样省得农民向私人借高利贷。咋一看这个措施很好，政府借货的利息低，省去了私人高利贷的盘剥。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便走了样，各地官府为完成借贷任务，便向农民进行强制的摊派。象江浙、四川等富裕的地方农民根本不需要，而强制让农民货，而象陕西、山西这些贫困的地方却贷不到。

而有些官府将放贷任务交给大户，大户再随意提高利息贷出去，甚至官府在贷款时搭配其它名目的勒索，让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而且贫困农民贷款是需要富户做担保的，政府强制分配一个富户要为10个贫困户作担保，一些贫困农民向政府借贷后就把这些粮食和钱吃干花净，不用于再生产，然后还不上，这些担保的富户就得加倍向政府赔钱。这和现在的银行担保一样，贷款人跑了，担保人倒霉。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一是宋神宗急于富国强兵，新法推行的很急。二是地方官员执行不力，本来就有很多官员反对变法，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便虚以应付，甚至故意捣乱。三是朝堂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激烈，最后两宫太后出面向宋神宗施压。

一项好的政策制定后，就必须由好的干部去执行，没有好的干部去认真执行，再好的政策也会走样变成坏政策。王安石变法就是如此，当时朝堂上只有宋神宗和王安石两个人坚持变法，其他的大臣都反对，这还咋执行。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从地方上提拔了一部分人，这时候有一部分想升官的人就打着支持变法的旗号当上了高官。但这些人的真心不是支持变法，而是升官发财，象后来的蔡京就曾经是变法派。所以这些人在推行变法时，不是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而是一味的为了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新也是如此，王莽设计的很好，将土地收归国有，规定一户农田不能超过固定的数额，多了必须分给用围的农户。而且要那些豪强地主解放奴婢，使奴婢们变成自由农民。可是在执行时下面的官员都阳奉阳违，便政策严重走样。而那些奴婢在豪强地主家中虽然受气挨打，可是吃穿住都不愁，也不用种地、交税。现在变成自由民了，却需要自己种地，还得向政府交税，完全没有当奴婢时过的好，因此很快就破产了。

改革其实很难，任何改革是要拿掉一部人的利益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动了那些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他们不能再向农民放高利贷，所以他们极其反对，并且捣乱。而那些当官的士大夫则都是大地主、大商人，背后都干着高利贷生意，所以他们形成保守派，阻止王安石变法。

不是没个人都希望国家强，只有当自己利益不受触犯时才会支持改革，一旦自己利益受损，他们才不管你国家富强不富强，都会极力反对。

王安石变法，我们在历史上称之为“熙宁变法”，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变法涉及到各个领域，以经济为主。在经济改革中，“青苗法”是最早实施的，也是名气最大的。

而“青苗法”也是遭遇阻力最大的，包括富弼、司马光、韩琦等位居高位的人，都反对这项改革。连好友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后世的大学者梁启超对变法的评价也是：“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

那么到底什么是“青苗法”？为何遭到当世和后世人的批评呢？

何为“青苗法”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宋史》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神宗时期，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类似于现在的农村信用社制度。

这么一看，这个“青苗法”好像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会遭到当世之人的反对呢？

当世人反对的原因

在那些夫子看来，这就是与民争利。官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这让这些“卫道士”认为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不是君子和仁君所为。连大文豪苏轼也认为其“亏官害民”。其实“青苗法”就是损害了地主集团的利益，而这些高官们估计也有不少的土地，每年也收了不少的租子吧！呵呵。

但“青苗法”遭到普通百姓的反对也是事实，因为它在执行上出了问题，实际上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各级官员甚至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

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后世批评的原因

对于后世的不认可，一般是针对王安石本人以及这场变法所起到的副作用。

王安石人品没什么问题，但在官场上确实还不够圆滑，而他不是商鞅，宋神宗更不是秦孝公。因为要改革，首先要革新吏治，因为官员才是法律的执行者。

王安石依靠神宗皇帝的支持，大力推行新政，对于反对者一律赶出京城。现在看来，王安石是一位非常强悍的集权主义者。但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也是后世文人无比向往的时代，他这样做，无疑让当世尤其是后世之人非常不满，很多人认为“青苗法”就是典型的“富国穷民”政策，王安石也过于霸道！

而这次变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依法了哲宗时代的党争。

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哲宗继位，保守派在太后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排斥新党。而到了哲宗成年后，又重新启用新党一派，这时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早已去世，而在当时的新党主政下，已经成了一场政治斗争。这些所谓的新党人，以蔡京为首，除了打击政敌，还接着新政搜刮民财，直接导致了北宋帝国滑向深渊。

王安石作为1000多年前的开拓者，虽然有些激进，但仍然值得赞扬，毕竟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也是一步步探索着前进的，应该庆幸的是，这是个开明和开放的时代，可不是那个君主专制时代能够比拟的。

互所谓好经被和尚念歪了。相比较而言，立法容易些，执法难些。在执法中，不仅需要执法人有水平:一要理解立法原意，二要找出执法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执法人要有公心，不能谋私。所以，要对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人严格查处，决不姑息。这当然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要政治清明。

青苗法在理论上是很好的，利国利民，富财政济民困，也经过了地方的实践检验。为什么会失败？绝对不是王安石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官员执行力不够。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支持，明着喊反对，大批的优秀官员干瞪眼不出力，逼得王安石改革派只能收罗一批新人效力，这些官员的执行力不够，导致变法失败。

所以说，司马光实乃砸了大宋的缸！

呵呵，当时老百姓称王安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