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

第一，他两个人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后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明显分歧。

第三，对于这两个人的“交锋”，不应该归结为个人性格的差异，也不能以谁更有“风度”来评判。

这个“战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鲁迅曾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五四”文学革命由胡适所“提倡”，他是响应“前驱者的命令”呐喊助威的。

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导言》里，详细讲述了他提倡文学革命的经过，他同时说，光有指导不行，还得要有新文学创作的成绩，“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判断你”。

鲁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奋力创作者。

在同一“战壕”中，两个人有过三次具体合作。

第一次，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详情不再赘述。

第二次，是关于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传统小说的价值，把小说文体从边缘提升到中心位置。鲁迅很快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胡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为鲁迅辩护。

第三次，是胡适1922年删改自己的诗集《尝试集》。他郑重地请了五位朋友参与，其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这两个人亦很积极。

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洪流之中，鲁迅和胡适，曾经很好地配合与合作。

主要的争论有三次，但皆基于一个前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改变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并陆续创办了《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政治性刊物，主张政治改良主义。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新文化运动方向问题。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他打算让《新青年》停刊，另办一本专讲学术的杂志。

胡适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称这是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目的是为“好政府主义”服务。

胡适的主张，被李大钊和鲁迅所明确反对。

鲁迅写了名为《导师》的杂文，批评一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就包括胡适。

鲁迅说，“我并非将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指路，就有点危险。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中国走哪条路问题。

第一次争论，胡适所要“改良”为“好政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

第二次，则是国民党政府。

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他说，中国的敌人，不是封建主义，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也不是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偏爱光顾”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存在贫穷疾病等“五大恶魔”。他提出，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

鲁迅对于这样的“建议”，给予了尖锐讽刺，说这样的“好政府主义”，“一点一滴改良论”者，因为时代不同，一时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样，其实，主子是有的。鲁迅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对于鲁迅的讽刺，梁实秋有过回应，胡适没做回应。

第三次争论，是关于要不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193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放弃抵抗，反而提出“宁可错杀一百，不许放走一人”，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933年2月15日，胡适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北平通信》。他说，亲自看了几个监狱，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出国民党摧残人权的“最轻微的证据”。他“很容易和犯人谈话”， “还能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里是很“自由的”。关于严刑拷打，“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鲁迅很快在《光明所到……》一文中，讽刺胡适说：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而访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真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幸而我这回看到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对此，胡适有所回应。

他又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胡适还对他的“日本朋友”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他说，这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

（1932年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

上述这些事件，尽管时过境迁，但查到真相并非难事。

胡适，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在新文化运动中，亦贡献颇多。

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从思想和感情更接近当时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1938-1942年，胡适能够担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就能说明问题——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与当政者很接近，便不会接受任命；同样，不是这样，当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

而鲁迅，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无疑是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边的。

是非曲直，总还是要尊重历史；从历史真实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

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一句不慎是会挨骂的。

胡适，鲁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顶级人物，号称文化大师。毛泽东曾说:鲁迅，称的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文学家。胡适，乃为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革命家。文学界，胡适是帅，鲁迅是将。

胡适与鲁迅，1918年开始交往，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好友再到至交。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有共同语言，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配合密切，互相呼应。

但可能是两人的背景不同，鲁迅对胡适自有戒怀之心，胡适文化高，知识广，人缘好，性格坦率。鲁迅，性格孤独癖傲，个性强烈，论社会与文化稍低于胡适。鲁迅的一生，没有过于豪华的文章，但总能在文章中的一两句或一两个锋利的词语來刺中实事要害且不畏强权而名贯天下。

胡适的一生，真心喜欢鲁迅兄弟，多次声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健将。欣赏鲁迅的创作，鉴赏鲁迅的创作能力和锋利的笔尖。从不嫉妒鲁迅的才能与创作灵魂。但1926年，确遭周家兄弟的绝交，此后再没往來。胡适很是感概。

尽管鲁迅对胡适断交，且时不时还在文章中漫骂胡适，极尽苛薄之恨，然胡从未放在心上，当然，他们的恶断可能与1922年5月，溥仪召見胡适一事有极大干系，有说胡适要复古，要当帝师等，闹的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一下孑把胡适推向了万丈深渊，这可能也是鲁迅骂胡适与断交的一因吧。但胡适一生从未介怀鲁迅的骂声，始终保持着善意。当1936年鲁迅去世后，有人在发文中攻击谩骂鲁迅时，而胡适则发文替友奋力反击之，力为好友辩护，清冤，洗白。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生前，胡适对鲁迅的谩骂，总是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屈身以下，不是怕鲁迅，不是不如鲁迅，不是不知鲁迅，不是有什么短处可避，而是知鲁迅，爱鲁迅，欣赏鲁迅，怕失去好友鲁迅，此乃忍让之故也。明知其误会与过分，也不争辩，不生气，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鲁迅死后，胡甚感怀与悲伤，从未发过恶声，其心情，其度量，其赏识度，其可惜度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去世后，其和周作人续好。抗战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38年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上任途中，听说周作人在日本人统治下当了北大校长而成汉奸，心中很是不平，发信劝说辞之。抗战胜利后，胡适继任北大校长，而周作人则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胡适出于对友人的感情，在极大的压力下，为救周作人，而给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证明材料，从而使周作人得到了减刑。正因如此，胡适则得到了万人的痛骂而无从解释。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一一一

谢谢。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这事非常简单。

胡适和鲁迅的关系本来不错，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而鲁迅之所以从一个小吏，成为中国的文豪，主要是在于为《新青年》写稿。

而胡适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负责人。

没有胡适的大力支持，鲁迅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

两人关系不错，还曾互相亲密合作，1925年鲁迅突然开始骂胡适，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1925年出现了女师大风潮，也就是3个学生超期2个多月没有报道，校长杨荫榆女士根据校规将她们开除。

而许广平等女学生，认为杨荫榆是借机打击报复，开始游行和占领学校，要求自治，不承认杨荫榆是校长。杨荫榆则开除了许广平等几个学生，双方闹得天翻地覆。

有意思的是，本来从不参加此时事件的鲁迅，突然以许广平的恩师身份站了出来，坚决支持许广平，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

同时，他开始骂本来关系很好的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鲁迅拉了一批北大的人士反对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自己宣布北大独立。

但胡适是北大教授，他认为此举莫名其妙，况且这些人投票为5:6，并不是大多数人支持北大独立，不受教育部管理。

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说“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虽胡适只是17人中的一个，又不是针对鲁迅，只是针对北大，鲁迅却非常恼怒。

从此之后，鲁迅再没有给胡适有过任何私人信件，而是开始口诛笔伐。

相反，胡适则置之不理。

女师大事件，以北京爆发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军事政变，章士钊、杨荫榆双双辞职，许广平等人胜利返回校园而告终。

有意思的是，本来女师大事件，鲁迅得到了一些好评，认为他为了学生许广平出头，是很好的老师。

然而，事实却是讽刺的。

许广平是1926年从学校毕业的，而1927年就和鲁迅在广州同居，成为她的妾。

有意思的是，许在毕业前一年在报上公开表达对她的老师鲁迅的感情，两人应该在毕业前就有了交往。

大家应该知道，中古从古至今有一个最重要的师德，就是禁止师生恋。

在民国时代，师生恋会变成极大的社会丑闻，涉及的教师会名誉扫地。

而此时社会上也知道，为什么鲁迅一反常态的为许广平出头，因为后者是他的女友，要被学校开除是大事。

而胡适这时候不合时宜的查了一杠子，虽没什么恶意，却客观上造成了鲁迅为女友撑腰差点失败。

其实鲁迅对此事也颇为谨慎，两人虽然早在1927年就同居了，而且一些学生也喊许广平师母。

但鲁迅从没对外正式承认这件事，甚至对好友也给与否认。1928年7月，当在杭州工作的章川岛、许钦文邀请鲁迅、许广平前去杭州游玩时，他们两人竟然还是分床睡的，中间的一张床上睡着许钦文。

直到1929年许广平怀孕，这是瞒不住了，才正式公开。

鲁迅第一次痛骂胡适，原因就是这样。

不过，鲁迅第二波打骂胡适，就奇怪了，是在1933年。

这次鲁迅几乎是破口大骂：胡适乃是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这次为什么大骂？

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其实研究鲁迅历史，我们会发现30年代以后他和我党基本就是一路人，关系极为亲密。

比如鲁迅曾经写过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助鲁迅的名气大力打击阵地托洛茨基派。

虽然是代笔，但文章是经过鲁迅审核的，可见鲁迅和我党的亲密关系。

而这次大骂胡适，主要是因为宋庆龄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

1932年8月，牛栏被判处无期徒刑，12月宋庆龄组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有意思的是，胡适此时又不合时宜的拆了台。

在1933年2月4日，胡适却接到史沫特莱自上海寄来的一份材料，结尾有宋庆龄的签名英文信，说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政治犯受到种种虐待和酷刑，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此时胡适的书呆子脾气又来了。因为他在1月31日刚刚去这里视察，觉得条件虽较差，但生活还是可以维持，也可以看书。

期间唯恐监狱强迫犯人乱说，胡适用英语与被关押的苏联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刘质文（地下党人）进行了长谈。

因为监狱长和看守都听不懂英语，这比较可靠。

当时社会上突然出现了伪装成胡适的信件，说监狱里条件多么恶劣。

胡适认为这不是事实，在2月22日接受了《字林西报》采访，直接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理。”

而当时胡适还是民权保障同盟会员，3月3日就被开除。

鲁迅当时不但偷了赞成票，随后开始点名胡适痛骂、嘲讽，“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直到1936年去世。

有意思的是，胡适对鲁迅却没有谩骂。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没想到，被鲁迅痛骂的胡适却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这些都是私信，在胡适急匆匆从大陆逃走的时候，一些私人文件没有来得及带走，这才被大众们发现。

窃以为，胡适在鲁迅面前，是抬不起头的。

胡适一生，学术上太零散。《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出了上卷，他自己晚年都觉得自己不够劲。其他论著，影响大的，好像没有。他是博士论文答辩没通过，没没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当年就有人质疑过这事。后来那么多荣誉博士头衔，感觉是一种心理代偿。今天还有人看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学哲学吗？鲁迅1923年写《中国小说史略》，是自己开拓了一个学术领域。搞文学史，应该比搞哲学史难。

两者要面对的资料不同。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儒释道经典，资料前人准备好了，也梳理总结过了，是五四一代文人再熟悉不过的。小说史不同，资料得自己找，得自己发掘。

治哲学史是摸石头过河，治文学史是海里捞针。

今天的人吹捧胡适，和当年吹捧胡适的人一样，看的是胡适头顶的光环，或者说现实价值。

杜威被民国人认为是“现代三大哲学家”，胡适师从杜威，他自己也热衷做杜威的中国代言人，比如为杜威访华忙前忙后做翻译。

胡适在那个崇尚师洋的年代，是明星，后又是国民政府的宠儿。读过《南渡北归》的人，可能会像我一样，猜想胡适的学界地位和社会地位像傅斯年一样，都和他们是管理美国返还的第二批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有关系。

胡适对白话文的贡献首发白话诗，鲁迅拿出来的白话文作品可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现代人可能觉得诗歌牛，但是别忘了文学有其发展规律。

今天的人之所以读不懂《诗经》，是因为里面多是地方民歌，还是方言民歌。歌以咏志。心理有话说，有情绪，就能写出诗歌。

诗歌进而散文，散文追求形式美，就是骈文。骈文在唐宋被打倒成才有了唐宋文章，有了小说唐传奇。

文学的历史演变规律就是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小说。

鲁迅之于汉语，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语，托尔斯泰之于俄语。

没有胡适，民国不会有多大变化。没有鲁迅，现代汉语可能要晚发育几年甚至几十年。

五四时，白话文是新的，但白话不是什么新语言，而是老百姓的语言。随着平民出身的青年走上社会，白话文把精英使用的语言系统干翻了，采用平民的语言作为社会的共同语汇。

带着这样的认识，再看胡适的白话诗，可能会觉得更像打油诗。

胡适自己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他自己就没做到；鲁迅一生写的是社会文章，代言的社会呼声，面对的真实的社会问题。

1919年，教员为问题研究会列出过144个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应该是当时年轻人关心的议题。就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鲁迅未必看过，胡适教授肯定看过吧。

鲁迅相反，一生以笔为刀，心里有话，就得开刃掷出去。鲁迅的作为，恐怕是胡适想学又学不来的。

窃以为，胡适是M号的梁启超，写的是报头文字，和事佬，还没梁启超的血性；鲁迅是XXXL号的梁启超，有主张，有血性。

对于这些，民国人胡适，自己心里可能也是清楚的。

有饭吃，被讥讽几句，不回应反而还没保持那点体面。

鲁迅和胡适算不上什么冤家对头，毕竟只有鲁迅骂胡适，胡适却从来没有回怼过，具体的说胡适只是鲁迅单方面认证的仇敌人。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和鲁迅是并肩作战的，在这场运动中，胡适是帅，鲁迅是将，两人都提倡白话，提倡民主与科学，可谓是志同道合。

鲁迅之所以能够成名，主要还是靠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犀利，直透人心，而胡适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应该说没有胡适的点头同意，鲁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在里面发表的，两人当时在心灵上，在认识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的。

但是到了1925年，画风突变，鲁迅开始骂胡适。这件事情说来也搞笑，其实就是鲁迅想展现自己强大的男友力。

在那一年女师大占据了头条，由于有三名女生超期两个月没有来学校报到，根据校规校长杨荫榆决定开除这三个女生的学籍。

这件事情把鲁迅给惹毛了。按说这事和鲁迅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你得知其中一名女生的名字之后，你就知道鲁迅为什么这么起劲了。这三名女生中的一人叫做许广平。懂了，大家都懂了。这是咱们的周树人先生为亲密爱人出头呢。

许广平等人认为校长这是有意打击报复，她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于是来了波非暴力不合作，在学校里散步并且占领了学校，不承认杨荫榆是校长，还要求女师大独立不接受教育部的管辖。

但是杨荫榆也不是吃素的，文人也是有脾气的，她坚持开除许广平等人，坚持对学校违纪学员的管理。这一点是我很赞赏的，一个学校的管理者就应该有这样的执行纪律的决心，不能受舆论的影响，舆论未必就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鲁迅出现了，他以许广平老师的身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学生的一边，一顿嘴炮，先是痛骂校长杨荫榆，又是吐槽教育部长章士钊。

鲁迅的文本输出能力有多强，大家上过初中语文课的都懂，鲁迅可以说是中国骂人界的泰斗，有这么一个史诗级的骂将的加入，这个场面更加混乱。章士钊听到鲁迅的话后，只想说两句话，一句是脏话，另一句还是脏话。

当然光说不练是假把式，鲁迅还在实际行动上声援了自己的小女友。他鼓动一批北大的老师，反对教育部长解散女师大的决策，宣布北大独立不再听命于教育部，当然嘴上的攻击肯定是不会停的，鲁迅的这种输出能力可不是易立竞和许志远这样的现代文人在吐槽大会上可比的。

当时在北大当教授的胡适对此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北大就这样卷入了一场斗争的漩涡，这个事情和我们这些做学问的有半毛钱关系吗？再说当时投票是5:6，绝大多数人是反对独立的，怎么到了鲁迅嘴里就变了味儿呢？

于是乎包括胡适在内的17位北大教授联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不是搞政治的。

这个话一出等于给鲁迅浇了一盆冷水。眼见得自己的朋友不给自己和小女友撑腰，还说风凉话，鲁迅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又是一顿嘴炮直接怼向了胡适。

可是胡适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其实胡适这个身份摆在这里，他有必要和你对骂自降身份来抬高你的身价吗？就像郭德纲有必要去和公式相声对骂吗？没必要，冷处理最好了，骂一阵之后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鲁迅也就太平了，不骂了。

在民国时期很多人都骂过胡适，胡适都是这个态度，他会把那些骂他的文字找来，对于骂的不实之处会加以圈化，这可能也是他的一种乐趣吧。

这件事情平息了，4年之后许广平怀孕，一直坚持地下恋的鲁迅，不得不给了她一个名分。其实这件事情对于鲁迅的名声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势里，师生恋是不道德的，这种观点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于中国人的固化的印象中，别说是还比较保守的民国时代了，鲁迅那时候还真是贼大胆。

女师大风潮，最终以鲁迅，许广平等人的胜利，章士钊和杨荫榆双双下台而告终。但是纵观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对鲁迅带着文豪，进步文学家的滤镜的话，觉得鲁迅这件事情纯粹就是无理取闹。

图为章士钊

一个同学超期两个月没有到学校报到，根据学校规定予以开除学籍，难道不对吗？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管理操作，无可指摘，或许如果许广平不牵涉其中，鲁迅可能也不会出头，鲁迅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因为爱，所以爱。

这是鲁迅第1次对胡适进行攻击，到了几年之后的1933年，鲁迅开始了第2波的攻击。和上一次为了小女友冲冠一怒为红颜不同，这一次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30年代的鲁迅在思想上已经对我党有了高度的认同，是我党在文学界最好的朋友之一。

这一波骂战的起因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抓。1932年8月，牛兰被判处无期徒刑，12月宋庆龄组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图为牛兰夫妇

1933年的2月，胡适接到了一封孙夫人的来信，信中指控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环境恶劣存在着对犯人的虐待和各种各样的酷刑。

这个信息让胡适看的有一点蒙圈了。因为就在几天之前他刚刚去过那里，那里的环境虽然算不得好，但是还是可以维持的，还能够看看书。你看这条件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享受的待遇也差不多。

为了摸清第1手的材料，胡适还和其中关押的政治犯用英语进行了交流， English这个东西，对于那些看守们来说就像天书一样，完全听不懂，所以通过英语交流胡适得到一些比较真实的情况，所以胡适就觉得宋庆龄有些言过其实了。

所以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胡适摆明车马反对宋庆龄提出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

胡适可能忘记了自己还是民权保障同盟会员，当然这也无所谓了，因为发表了错误的言论，胡适很快就被除名。这件事情又给鲁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与炮弹，开始点名批评胡适，但是这一次胡适仍然选择了沉默。

后来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这个时候还是胡适这个被你去点名骂过的人站了出来。由此看来，胡适在当时的中国文人圈子里，还算是有一点风度的。

因为鲁迅说的是真话，自然理直气壮。胡会说官话套话，为人那是相当的圆滑。被骂，胡想明白了，也不影响吃喝拉撒，更不影响升官发财。“迅仔，骂吧，气顺就好。”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出自鲁迅的自嘲诗，后半句咱不清楚，但是前半骂句，那真是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事实上何止是胡适，同时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没能逃过鲁迅的毒嘴。咱们聊鲁迅和胡适的恩怨纠葛前不妨先看看鲁迅同学都骂过哪些人。

骂叶灵凤，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被鲁迅骂为“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好料……”（意思说对方小白脸，是搞乐子的高手，但做学问不行。）

骂梁实秋，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从1927年一直对骂到了1936年！直到鲁迅1936年10月去世，骂战结束。

骂郭沫若，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沫若先生。（这放到现在已经涉嫌人身攻击了）

除了这几个有名的，还骂过以下这些人（被骂皆是荣誉，排名不分先后）

钱玄同、叶圣陶、茅盾、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戴望舒、老舍、梅兰芳、邹韬奋、吴宓、杨荫榆、陈西滢、、吴稚晖、章士钊、李四光、成仿吾、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张学良、刘半农、邵洵美、欧阳兰、吴佩孚、段祺瑞、蔡元培、梁漱溟、钟敬文、蒋梦麟、张天翼、林徽因、章太炎。

好家伙，看到么有，这是骂了当时整个文学圈啊。其中全都是在当今知名的人物，鲁迅同学放在今天简直比当年的韩寒更加厉害，简直是愤青中的战斗机，抬杠界的领头羊。

当然意见不同不能有争吵很正常。骂架不能说明谁对谁错，当然我觉得鲁愤青同学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否则那岂不是真个当年的文艺圈全是错的了。

所有的骂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和胡适的对战。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他俩的恩怨情仇。

一：他们曾经是朋友

意不意外？他们并不是敌人，而且一开始还是很好的朋友。两人相识于1918年，那一年鲁迅37岁，胡适27岁。由于两人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一致，都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可谓志同道合啊，所以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10岁，但是也是在5年后，进入了蜜月期。1923年到1924年，两个人好的像一个人一样，其中一个但凡发表一篇文章，另一个肯定立马啪手称赞并称言之有理。那关系好的就差拜把子了。如果两人是一男一女，最后喜结连理都有可能啊。

二：三观不合，感情淡了，分手吧！

但是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呃，咳咳。扯远了，主要是感情这个东西总有淡的时候，所以好的时候甜如蜜，分的时候一地鸡毛，说的就是他们俩。

2年的感情蜜月期一过，矛盾初现，1925，鲁迅从官场走向民间，胡适却反向操作从民间走向官场，还当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鲁迅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决心撇清关系，但是自己的好友却冲到自己的覆辙，不但和末代皇帝扯不清关系，还和段祺瑞政府，蒋介石集团秋波暗送，鲁迅同学一看，你太恶心了，你变心了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适适了。你赶紧给我会俩和我一起为劳苦大众发言，否则咱俩就分手，而胡适觉得，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我不可能跟着你走啊，又不是你的影子。

鲁迅一看，可以啊小适适，翅膀硬了，一点面子不给我了。于是就开始再公开场所批评胡适，胡适一看，这还是要分的节奏啊。好。

从此两人越走越远，逐渐交恶。

三、不留情面，感情淡了，开骂吧

两人分道扬镳以后，政见不同，外加胡适官位高升，关系逐渐恶化，鲁迅时不时的公开批评甚至辱骂胡适，胡适一律才去“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或者“我听不到我听不到”的方式，不闻不问，不公开回复。仔细品味，这像不像情侣分手一方大骂对方渣渣，而另一个觉得曾经爱过不想互相伤害而闭口不言？

鲁迅骂了个寂寞，就像一拳打到空气上，相当难受，这能受得了么？好歹人也是身经百战，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不是瞧不起我。

你越不回我，我越骂，我一直骂，骂到你回我。

于是在伪自由书中骂他：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在光明所到中批评他为国民党鉴于涂脂抹粉

骂他为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

胡适一概不闻不问，不作回应。

但是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鲁迅同学过世，后来有人采访胡适对鲁迅的看.他说：别人都希望我诽谤他，但是我与他只是政见不同，现实生活中我与他没有矛盾。就算有矛盾，他已经死了，矛盾也结束了。

总之就是一句话：往事不要再提~~~

总结：鲁迅和胡适都是当代比较知名的文学大家，没有私人矛盾，只是政见不同，所以无关对错

提起鲁迅与胡适，关系如何？

关于鲁迅与胡适，领袖毛泽东曾对二人定位：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胡适只是文学家，不是革命家。

两人同是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但因各自选择方向不同而从好友到交恶。一个拿笔评击社会黑暗针锋相对，一个拥护现政府伪改革不力。

两人初交往于1918年，真正融合时间段为1923至1924年。这时期，两人思想观点一致，缘于《新青年》，胡适倡导观念，鲁迅发表文章。

想不到在1925年时，两人的矛盾极度扩大化。为什么？

这一年，鲁迅从官场到民间，胡适呢，却从书斋走向政坛。于是，一个成了现政府的批评者，一个成了现政府的拥护者，两相比对，“道不同而不相为谋”。

胡适出于维护政府，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对此，鲁迅愤怒挥毫地相继写了《望勿“纠正”》、《所谓国学》、《就这么一个意思》等系列文章，矛头和观点直指胡适。

这就是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是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过程。从此以后，两人就分道扬镳，站在彼此的对立面上。

鲁迅嘲讽胡适，他未何不还口呢？

1936年，鲁迅逝世后，“反鲁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原以为胡适和自己一样。令之未想到的在回信中是这样说的：

“人既然去了，就没必要在工作方面行为如何，这些小节撇开就好，应多关注鲁迅的思想内容。”

这就充分展示了胡适的“君子之风”，不仅不怪罪鲁迅，而且还帮忙出版《鲁迅全集》。

关于鲁迅在世时骂他十余年，胡适又是怎样回应呢？他曾在写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有言：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在胡适看来，骂他并非全是坏事，只要不过分，都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骂你痛处，反而让你觉醒。这就是他被鲁迅骂十余年而不还口的最真实理由。

如果世间还有君子，那一定是胡适！

鲁迅有几次骂过胡适，而且一次比一次骂得凶，但胡适都是装疯卖傻，从不与之争辩。胡适的观点就是只要鲁迅你喜欢，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反正我是不知道你骂我的！

第一次骂胡适是因为北师大事件，鲁迅把胡适骂得狗血淋头！

第二次骂胡适是因为胡适去见溥仪。

第三次骂胡适是因为胡适倒向蒋介石。

不管鲁迅怎么骂，胡适就是骂不还口，你爱怎么骂就怎么骂！

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那一年，胡适主编《新青年》，鲁迅投稿(《狂人日记》)！胡适被鲁迅的才华折服了，认为鲁迅这个人才太难了，于是任何时候他都在附和鲁迅，成了一对好哥们。

但1924年北师大事件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胡适之所以骂不还口：

一、他是折服鲁迅的才华，也认可了鲁迅的为人。

二、他了解鲁迅的脾气。梁实秋等人就是例证。

三、鲁迅差不多把那些所谓的文人骚客都骂光了，正愁找不到人来骂，胡适怎么会去撞枪口？

鲁迅逝世后，很多人都想报“一骂之仇”，在报纸上纷纷发表对鲁迅不利的言论。这个时候胡适多次站出来维护鲁迅的威信。你说，胡适这样的人是不是世间君子？

私以为，胡适不还口并不是不介意，而是骂不过。胡适当然是个君子，也是个很识时务的君子，是一个好朋友和好师长，他的宽厚待人并不是伪装出来的。

比如，他曾出言规劝周作人不要出任汪伪政府的职务，专程写了一首动人的小诗，其心拳拳。他还曾在美国和张爱玲见面并为她提供帮助，敏感如张爱玲，提到胡适也是满口赞扬，可见他为人不虚。

但是，胡适在战斗力上是不行的，他没少被人骂。在北大礼堂讲演，嘘声四起，差点被轰下台。他真情实感地认为，打不过要保存实力，眼看要失败，最好提前求和。还劝蒋介石放弃东三省，这个论点一出，直接被骂成“汉奸”，连蒋介石这么怀柔的人都受不了。学者徐复观写文章骂他是“中国人的耻辱”。但是，他这一套在美国很吃得开，在美国四处讲演，四处被美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这在特殊时期，自然也是黑点。

据不完全统计，胡适被骂过“浅薄”“走狗”“卖国贼”“软骨头”“美帝国主义的臣妾”“无耻文人”等等等等，不止鲁迅先生，在骂胡适这个问题上，大家几乎同仇敌忾。

在这样的骂声中，胡适能还口吗？有还嘴的空间吗？他只有在政敌去世的时候，弱弱地表示一下不满情绪。比如，鲁迅去世后，胡适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 狺狺是犬吠的样子，胡博士内心还是放不下的，尽管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