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书写工具的发展有关。在毛笔、纸张发明之前，人们书写文章是刀具将文字刻在竹木简上，商朝时更是刻在甲骨上，你想刻字是多么的难，若要用白话文，那得刻多少字。因此就要求在写文章时字数越少越好，每个字所表达的意思起丰富越好，每句话越简洁越好。

我们看电视上，秦汉以前所有书籍都是一捆一捆的竹木简，传说秦始皇每天要阅读一吨多重的奏章，那要是用白话文恐怕得多几吨。而且文人、大臣们都还得配专门的刻字工，用来刻写文字。毛笔发明后不用在刻字了，但还没有纸张，还得写在竹木简上，另外还可以写在丝绸、羊皮等器物上，但这些东西都不方便大量使用，因此文章还是以简洁为好。

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才大量生产，人们可以用纸张写文章了，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纸张的生产量十分有限，再加上没有印刷术，所有文章都需要人工去抄写，这些都费时费力，因此还不能用白话文去写文章。

唐朝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术，书籍才得以印刷，但是每篇文章都得刻一个版。到了南宋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技术才得以大幅提升，因此文人写文章才慢慢写长，话本才出现。到明代时书写、印刷工具已十分成熟，除官方文章外小说得以繁荣，但由于人们写文章的习惯，小说的语言中仍还有大量文言文，但已经出现了许多口语。特别是为了说书人的方便，也为便观众能听得懂，白话文也逐渐出现在小说中。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坛刮起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正式成为人们写文章的语言方式，文言文这时才淡出人们的写作视野。但还有一些老旧文人习惯用文言文写文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向老百姓普及，人们才彻底抛弃文言文。

一、古代中国大地上的人，所说的古语并没有什么文言、白话之别，绝大部分词汇都是单音节。今天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白话，与古人当时的真正话语完全不能确定是否一样。

二、古人用古汉字记事，并不是为了给千万年之后的我们来看的，而是给他们自己事后看的，因此，没有必要故意省略某些词语，更没有必要故意增加口语没有的成分。

三、古人使用的文言文，基本可以确认是记录他们的口语。像“彼、此、之、乎、者、也，，，，”等等，就是当时古人的口语词汇。

这道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简直是丰富了我们对古人的一切想象，但也暴露出我们现代人的知识盲点。古人说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难道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吗？其实并不全是的。古人并不仅仅使用文言文，也使用白话文，只不过在使用的时候分场合而定。那么问题就来了，古人在什么时候用文言文？什么时候用白话文？为什么要分场合而定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决这个知识盲点。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使用的书面语言。探究文言文的缘起，其实是因为先秦时期没有纸张，人类需要在龟甲、兽壳、竹简等物品上书写，在书写的时候，难度非常大，人们需要寻找、制作一系列的物件才能为文字的抒写做好准备。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在青铜器、石碑上雕刻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书写成本都非常高昂，更何况材质有限，人们无法把文字完全写下来，只能精简文字，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语意。据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说: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刘知几在进行史书编纂梳理的时候，特意研究了古人使用文言文的原因，他认为在物质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使用文言文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省句、省字，意在节省成本。

如《左传》中记载晋景公作为一代君主，有一次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便找算卦的来解梦，算卦的人说晋景公活不过今年麦收时期，晋景公一听便十分生气，就叫来那个算命的把他杀了。没过多久，晋景公就喝了新麦做的粥，突然觉得肚子疼，就去上厕所，不小心掉进了厕所里，而《左传》仅用八个字概括了这件事：

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如此复杂繁琐，又极其重要的事件，竟被记录的如此言简意赅，可见在物质条件不丰富的时代，用文言文写作真是惜字如金，这样既能节省成本，又体现了语言的魅力。

中国文化讲究传承，书写文言文这一传统也经过文人士大夫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书面规定。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需要经过专人注疏，到了唐宋时期，为了贯通古今语言的意义，国家专门规定文人进行入仕时使用文言文，以达到与祖先的文章共通，实现文本意义上的沟通。

既然文言文的使用是为了节省成本，更在于文化传承，那么古人是如何使用白话文的呢？

我们在看穿越剧的时候，经常看到皇帝批阅奏折时回复一个“准”字，却不曾想到，其实古代的皇帝经常使用白话文批阅奏折，如元朝时期，倭寇来侵犯元朝国土，地方官员顿时手足无措，皇帝朱元璋便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中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我们在看这道圣旨的时候，可以发现首句的“奉天承运”是一句固定语句，用以显示皇权的威严，而中间的内容却十分符合现代的白话文，“这帮家伙来了”一句更是体现出白话文的简单易懂，调皮可爱。明朝时期，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喜爱用白话文颁布圣旨，其后代更是在圣旨中，将白话文用的生动活泼，如朱棣颁布的圣旨中写道：

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朱棣的这道圣旨中更是缺少了皇家威严，更多的是部门领导微服私访时，对手下官员没有办好差事的训斥，其中“你怎么不肯买办？”一句话更是戳中现代人的笑点，圣旨里的俚语、俗语如此明显，可见皇帝们对白话文的使用真的是得心应手。

此外，清朝皇帝雍正更是白话文的忠实粉丝，他在大臣的奏折中批注道：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再如雍正在年羹尧出征的时候，因收到年羹尧说战事紧张的奏折，更是因战事闹得十几天没睡觉，很是殚心竭虑，雍正批阅奏折后回复年羹尧时说：

好心疼，好心疼，好心疼！朕实在不知怎么心疼你，才能上对天地神明。——《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这种真实又直白的奏折，仿若我们现代人进行微信聊天，一边说着白话文，一边模仿着古时的文言文，让人猛一看，以为古人穿越到了现代。

如此看来，古人真的是不仅仅使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使用也是一番常态，而我们现代人以为古人对话都是文言文，着实是一种误解啦！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人开始使用文言文了呢？本文觉得应该是宋朝时期。

雍正的回复：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如此看来，文言文其实就是先秦时期的口语，如同孔子《论语》中常用的“之乎者也”，两汉时期，在汉高祖刘邦的推崇下，出现了文言分离的现状，使得古人日常交流与文章术语分离开来；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雕版印刷书的发展使书写更加便利，同时也带动了说话、杂剧、影剧、诸宫调等各种艺术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在大量的唐宋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共用，如宋代词人柳永在《定风波·自春来》中写道：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词在语言表达方式上进行大胆的革新，改变了唐朝绮丽高雅的语言，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如副词“恁”、“怎”、“我”、“当初”等，动词“免”、“坐”等反复使用，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证实古人将文言文与白话文交织在一起的别番意境。

如果说，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水岭在宋朝，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富足给语言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那么元代语言的发展是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文言文的使用逐渐淡化，白话文的使用日益得到肯定。据记载，成吉思汗曾写给丘处机一封诏书，写道：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诏书作为一种官方书写体裁，本应该遵循文言的写作方式，而元朝皇帝竟用白话方式进行书写，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冲击，带来了文言与白话的融合发展。

自此，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白话小说，我国的四大名著均出现于此期间，皆以半文半白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纷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胡适先生在其著作《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正式提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此后，白话文成为我国通用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看到这里，我们就解开了问题的答案：古人并不仅用文言文，也会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古人只会之乎者也。同时，当我们了解了中国语言的发展历程，我们也逐渐明白：文言文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白话文的出现更体现了中国语言的变革过程。

作者：蔡小记

因为白话文口语化严重，不适宜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使用与记录文字。

白话文很早起源，实际是俚语，约秦汉时期就存在，流行于民间下层，适合读书不多识字少的下层百姓。宋代因戏曲评话而发展，明清开始普及，最终由于白话文运动而取代文言文。

换句话说，白话文在历史上就是下里巴人的语言，文言文则因承担文字记录，历史传承与世家垄断等原因居于统治地位。

比如汉语在鼎刻时期是这样记录文字：

所以，西周以前文字书籍掌握在皇族与高级祭司之手，普通贵族都很难接触。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需要文字的简练：

到了春秋时期，划时代意义的是竹简木牍的发明，这表明文字书籍开始脱离贵族掌握而进入民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日应该感谢的就是孔圣人，有教无类才让文字与书籍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

当然，也有帛书与羊皮卷，可惜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

所以文字书籍控制在皇族与世家手上，而号称读书43万字的东方朔就敢公开藐视汉武帝也不是没有他的强大理由，一卷书不过30片竹简木牍，文字容量只300来字，43万字大约需要1500卷，得多少头牛来拉：

南北朝时期，纸张得到改良，开始用于书文字，也因此出现手抄书，隋唐时期开始出现雕版印刷，但多限于佛教，书籍还是集中在手抄本，因此大多数寒门地主子弟依旧读不起书也读不到书，抄不到什么书。

宋代推行文治，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逐步成熟，世家消亡，所以书籍才真正进入百姓下层之中，而也正是在个时候，白话文戏曲等开始出现流行。

精装书：

把文言和白话分开，其实就是说写分离，两条腿走路，是非常高明的设定，中国古人在这方面确实了不起。

其实就是两套话语体系，同样一件事，落在纸上就得这样写，不能随意发挥，必须保持较为恒定的规范。而张口说的话，则随当时的具体情境，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古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无论地域怎么转换，时代怎么变迁，落在纸上的东西，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子孙后代，都能无碍阅读，不受时空限制。

晚清以后，中国屡遭外辱，到民国时期依然战乱频仍，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民族落后根由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胡适提出的“怎么说，就怎么写”，一下把说和写合一了。

其实，后果很严重，随着时间推移，负作用会逐渐凸显出来。我们读古文已经非常吃力了，读书时代的文言文，相信是不少人的恶梦，像是在学另外一门外语，它基本阻断了国人走出校门后，主动而自由地阅读古代典籍的可能性和兴趣，解释文言文竟然成为一门专业，可那本来应是人人具备的基本能力。

最严重的是，我们今天写下的东西，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也将读不懂了。我们已经造了很多网络新词儿，而且还将继续造很多，它们都会进入各种文章。

这些新词，我们同时代的中老年人，已经看不懂了，遑论数代之后的后人了。到了那时，又将出现一个新专业，来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词语，做出大量名词解释。

可看的人，很可能照样一脸懵逼，包括“懵逼”这个词本身，无论怎么解释，他们将依然懵逼。解释的人如果面对面，大概会说：你现在的这副样子，就叫懵逼。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无厘头，如果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应该还可以提出诸如：为什么古人赶路不用汽车等交通工具？为什么古人打仗不使用枪炮等热兵器？为什么古人生病了不动手术？等等这样的问题。白话文是现代通用的语言和书写表达方式，古代也有很多文体，不同时代的书写和语言表达其实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就像最初的汽车和今天的汽车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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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来说，我们很多人在上学时觉得英语好难学呀，那么同样的很多外国人觉得我们汉语才是世界上最难的。我们中国人觉得汉语是世界上最通俗简洁的，同样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今天的我们使用文言文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同为中国人的我们，在学习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一样的感觉晦涩难懂，除了能认出这些文字，几乎根本不懂作者想要表达什么。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同样的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压力。其实古代的语言和文字，也是一个一直在简化的过程，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已经比较简洁明了了。很多时候那个时期的文人，也会觉得自身是很迂腐的，文学很多时候只是为了附庸风雅和摆弄自身的才华。客观来说，古代的识字率是很低的，很多普通人交流也不是这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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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相较于古代文字确实通俗易懂，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和时代的产物，毕竟我们不需要太深厚的文学功底就可以掌握和使用。至于说为什么古代人不使用白话文，这个问题根本让人无从下手，白话文的产生，和当时的中国及外部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可以视为近代中国与外国交流下的产物。

当时的西方文学和语言简单直接，拿英语来说其实它在古代也不是今天的样子的，在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的情况下，中国人与世界的对话越来越多，这让很多中国学者文人感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确实迂腐晦涩深奥。于是就有了很多中国文化名人要求废除汉字的请求，当然没有成功。

从金文的字意文一直到盛唐才开始语言与文字得到统一，这就是白话文，五代的白话文是文明发展的回光返照，随后被文言文取代。文言文是字意文的变种，介于字意文与白话文之间，主要是显示文化人的文人雅气，对语言交往有阻碍作用，某种意义上促使中国的封建落后。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解放后又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进步和科技发展。

这问题问的……让人很无语啊。

为什么宋朝人不用手机点外卖呢？

白话文运用在书面上不过百年时间，之前的古典小说虽然并非雅文（文言文），不过也跟白话文没什么关系。

好问题，严格的说是：文言纹，

中华民族象形文字历史分为形而上者谓之道与形而下者谓之器，各五千年，形上历史是“纹画”，形下历史才是文化。

文者，无极本体论。无极形成太极，谈经论道是说文，说文就是今天大词典。

文言纹，是形下的文化说形上的纹画，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遵循太极论的原则，没有标点符号是一气呵成。

逗号是太极，句号是无极本体的圆满。

白话文，哲学规范下的、丢掉了“象形”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