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农民思想纯朴，想法不多，只要吃饱穿暖有房子住就感到非常满足，做事讲良心，热受集体，见不得损人利己的事；好客，喜欢主动给别人帮忙，帮忙后不要报酬。特别是一个生产队里的人团结，有时别看内部有的人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吵嘴，但一当队人受外面人欺负保证是很齐心，一致对外。

记得在六七十年代，本来都不算富裕，但只要哪家办红白喜事，基本上是全队齐动，一块钱，两块钱，四斤面条，有的哪怕是到自己地里砍一背菜，也要去办事家热闹热闹。帮忙的人也多，凡是办事的那一流水事情，除了那家有凣个内亲帮忙以外，齐余全是生产队里的男女社员。

在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队上不少家庭要改修房子，队上的人都相互支持主动帮忙，打石头，挖基脚，挑砖挑瓦挑泥沙，筑墙盖屋，甚至是帮厨等等，一呼百应。有些人家除了花钱买材料以外，根本就不用花工钱，有的甚至是吃自家饭帮别人做事。如果是队上有家庭团难的老人死了，队长一声号令，从做棺木、办丧事到安葬全是队上人帮忙。

社员齐心团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良好风气。记得一次是有个工厂不经队上同意，乱占耕地，社员们全体出动，吵的吵，闹的闹，睡的睡在地里，结果上级领发话，双方坐下来谈判，队上赢了官司又得了补偿。

还有一次，也是七十年代初，栽电线杆子的一群杂皮，把一个社员的自留地的农作物，踏得稀烂，这户社员说了忚们几句，他们仗人多不但不赔损失而且还打了这个社员。一时间四周站满了生产队的男男女女，拿的拿锄头，拿的拿扁担，拿的拿棒锤，齐声喊打杂皮，那四五个小子见四周全是黑压压的农民，连邻队听说也赶来了，手里也同样带着家伙，他们见事不妙，只得认赔求饶。

以上仅此几例，可见那时农村的农民团结心齐，有着浓浓的乡情与人情味，是拿到现在，恐怕却是另一种状况。

六七十年代农村的人情味是很浓厚的：比如盖房子这样的事自己干是干不成的，那时生产队社员都来帮忙，还有红白事情等，都是社员知道就主动来帮忙，也就是中午在东家吃顿饭的事，那时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是这样，互相帮助。

生产队里有军烈属，困难户，家里有些活或困难的家庭，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都帮助，照顾，在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团结互助。

过年的时候，也就是春节，更是热闹，过了腊月二十三，开始杀猪，办年货，你上我家帮，我上你家帮都热热闹闹的互相帮，春节来到，大人小孩都挨家去给老年人拜年，问声好，热热闹的过春节！

六七十年代，农村“人情味”浓厚这是真的，我给你举几个实例：

第一，我的邻居有个儿子得了脑膜炎，急需去医院看病，家中没有钱，急得团团转，村里人知道了，你给凑一元，我给凑两块，就这样凑足了医药费，因为及时就医，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第二，我家七二年二月家里遭了火灾，烧得一无所有。我们村里人又是给我家寻住处，又是绐我家送粮送菜，其他村的人都给我家捐送粮食，使我家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第三，不管谁家有喜事还是有丧事，家家户户都扑头扑脑地去帮忙，从不要什么报酬。

那时，阶级亲还是亲戚亲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所以虽然没有亲属关系，只要是贫下中农都要亲，而出身不好，要划清界限，不能相亲，否则就是阶级立场问题。至于那些地主富农及有问题的子女，都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能教育好的，他们没有一点出路。

多谢这个大众喜欢的话题！回答：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生产队集体主义社会实验阶段，人情味浓厚表现在苦乐均沾方面！

举个例子吧！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红旗招展，起早贪黑，组织起来的社员，物资贫乏精种旺盛，只因为均贫富而少怨言，歌声不断。

偶遇天灾人祸，就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失火人家、重病人家，生产队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助。残疾人家庭秋天也照样分得同等的口粮。

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经济史无前例，也有许多缺憾。所以，再后来又分田单干了。个人顾个人，自家兄弟姐妹们，人情味也不太浓厚了。

祝福！

在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浓“人情味”浓厚表现在各个角落，“人情加世故”是多少代传下來的好传统；一家有事家家共担，如一户打坯盖房只要打声招呼，大家都全力帮忙，家中如有婚葬嫁娶大家闻讯纷沓而至……，如有人家有“坐月子”的，大家在满月后就会把平常攒下来的鸡蛋和花布來探望“新生儿，如有人家出现病症者人们会拿着新鲜水果和奶粉看望以表祝福慰问。

助工。一家盖房，大家帮忙。先是地里打坯，二十多口人，两人一把模子，500个坯一架。只管饭，早晚窝头，中午一顿包子，菜多肉少。做饭的妇女堆满屋子，热气腾腾有说有笑。砸夯人更多，四根杠子，井字架绑一碌碡，齐心合力高举，夯歌响入云天。

记得1977年，我一个多月没着家，给各家帮忙。1978年我家盖房，因管不起饭，12000坯是我和哥哥自己打的。砸夯两盘碌碡，四五十口人嗷嗷叫汗如雨飞，五米外桌上暖水瓶震倒爆炸了。

时代不同了，再也没有那种热烈的场面。

谢邀；六七十年代，农村正处于困难时期，天天喊着口号打早班，挖梯田，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人人精神面貌都好，凭着一颗红星，两手准备，鼓足干颈，硬是在大山上挖出了，水平台，种上了庒稼，那时不论谁家结婚，丧亊，也不分谁家出没出份子钱，进门都会端碗烩菜，一块白馍，让娃们，大人吃，哪时侯农村穷是穷，但家家都会养一头年猪，养几只鸡，到了腊月，不管谁家杀猪，晩上都会挨家挨户的送一碗热气腾腾的，血肠，油肠，猪肉，让全村人都开开荤，如果谁家来了亲戚，邻家也毫不犹豫的把自家存放的白面借一碗给你，给亲戚做碗白面条吃，等秋后打了粮食，磨了面在还上，六七＋年代农村生活困难，但农村人厚道，朴实，会无偿帮忙，从不见外，爱串门聊天，这种和

城市又很大区别。

任何时代，如何只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坏处想，人也就没有了“人情味”，如果往好处想，“人情味”就很浓了，过去的农村是这样，现在的农村也同样如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集体经济时期，也是农村水活水平不高的年代，农村“人情味”有很多方面，但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主要还在体现在“吃”和“帮”两个方面。

那些年代，农村主要是没有多少东西可吃的。山区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幸运的，山上可吃的东西比较多。有一句老话说：“进了山，可以吃一餐”。意思是说，到山里走一趟，总有让家里人吃的东西。比如说，冬到有楠竹冬笋、蕨根、葛根等；春天的蕨菜、楠竹冬笋、小竹笋、茶饼、各种野菜等；夏天的杨梅、野李子、野桃子、蘑菇、木耳、香菇等；秋天是野果成熟的季节，尤其是寒露节以后，野果集中成熟，比如板栗、野梨子、野柿子、猕猴桃、牛奶子果、羊奶子果、鸡爪子果、鹅爪子果、八月爪（牛卵子果、马卵子果）等等。

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山上去摘杨梅，一人拿了大小三四个竹篓子，摘好杨梅后，用柴棍棒挑回家。如果回家早，母亲就把杨梅倒在格筛内，让我们到附近人家去请人来吃杨梅。如果回家比较晚，夜幕降临了，就用菜碗装着杨梅，挨家挨户去送杨梅。当有人来家里品尝杨梅，或者给人送杨梅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高兴。

我们从山里摘到其它的野果子，如果比较多时，也同样如此，要送一些给人家尝尝。我们村里这种做法叫做“众人吃了众人香，一人吃了个肚装”。意思是说，好东西只有大伙一同分享，大家快乐才是最快乐的事，意思是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一个人独自享受就只有一个人快乐，也说明这样的人非常自私。同样的道理，当别人家的人从山上得到好的野果子，也同样叫我们家去吃，或者给我们家送上一份。

不仅从山上采摘回来的野果子或其它东西是这样，有时，家里做一些小吃，也同样如些。比如，我们村里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喜欢做一种小吃叫“马打滚”，也就是用糯米磨成粉，做成类似汤圆形状的圆糍粑，然后，放在炒熟后磨成粉的豆粉中滚动，这样，外面是香喷喷的豆粉，里面是糍粑。我们又称为豆粉糍粑。豆粉糍粑做好后，通常也要给左邻右舍送上一碗，让他们也尝尝。类似这种小吃，邻居之间你来我往是常事。

在那时的农村，最热闹的事就是吃杀猪饭。在村里，不管是逢年过节杀猪，还是平时杀猪，都要把邻居请来吃饭。我们村叫吃“吃猪血汤”（吃汤，我们当地土话，与喝汤意思一样），有的村子称之为“吃泡汤”。通常来说，去请邻居吃饭时，要请全体家庭成员，但是，每家每户只来一个，这也是村里多年传下来的规矩，也许是考虑到别人家的负担问题，毕竟那个年代，村里人家都不富裕。这样，既考虑到了邻居之间的人情往来，也考虑到了别人家的承受能力，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浓厚的“人情味”。

这里得说一下我们村里的人情往来，也就是红白喜事随份子钱。在2014年以前，我们村随份子钱的数额，每份是30元，后来，由于物价方面的原因，涨到了每份50元，现在依然是这个底数。我与一些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时，很多人不敢相信。我曾经写过我们村随份子钱的事的文章发在平台上，一些人留言中，嘲笑说我们村太穷。其实，随份子钱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一个村子的穷与富，只能说明这个地方的人是重钱还是重情的问题。有一些村子并不很富裕，因为份子钱的数额越抬越高，结果红白喜事中的村民来往就变味了。有一些是为了“收账”而办酒，为了置办酒席找出种种借口，这样就加重了村民的负担，搞得村民苦不堪言。这种重利的人情往来，那肯定就失去人情味了。

为什么说随份子钱是“一份”呢？我们村传统习俗，“一份”叫“单人情”，“两份”以上叫“双人情”。按照老规矩，送“单人情”的人家，吃宴时，只能去一个人，“双人情”只能去两个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要随份子，通常不是“钱”，而是“米”，一升米为一份，两升米为两份。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办酒席的人家肯定要亏本呀？是的，确实要亏本。既然要亏本，在办酒席前就要有思想准备，家里有能力就办酒，没有能力就不要办酒，想赚钱也不要办酒。农村传统讲究的是“人到礼到”，讲究的是“人情”和“人气”，而不是为了赚钱才办酒，这样就失去了办酒的传统意义。

在农村，要说什么事最大，当然是丧事最大。办丧事的人家，往往用白纸黑字在堂屋门枋上，贴着“当大事”三个大字。说明丧事在农村是最当紧的，不能耽搁的大事。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里，哪家有了丧事，不用招呼（除了抬棺人，按照传统礼仪，要孝子上门跪请，但也是义务的）全村的人都会主动上门帮忙。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村里男女都靠挣工分，然后按工分来分钱分粮。但是，只要村里有丧事，人们宁可不要工分，也要给有丧事的人家帮忙。不过，那时我们生产队也讲“人情”，记工员暗中观察帮忙的人员，只要是真正在帮忙的人，同样给他们记上工分，后来村里所有的生产队都按照这个办法实行。邻近几个村（那时的村长叫大队，村民叫社员）开始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我们村很有“人情味”，于是，后来也效仿我们村。

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每家每户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村里更讲究“一家有丧全村有丧”的传统习俗，丧事主动上门帮忙，红喜事上门请去帮忙，都属于义务性质的。

后来，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逐渐多了起来，过去，一场丧事，通常一两个生产队（后为村民小组）的人能做到的事，要全村人才能做。再到后来，一场丧事，一个村的人能做到的事，要几个村的人才能做到。农村办丧事，传统帮忙这种做法难以为继了，很多地方的“一条龙服务”应运而生，商业化越来越浓，人情味越来越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房子。当村里有人建新房子的时候，从备材料开始，到平地基、竖房子（木房叫竖排扇，土坯房和砖房叫砌房子），左邻左舍，或者平时关系比较好的人，都要来帮工，一般要帮三天以上。我们村农家那时建的都是木房子，竖排扇的之前的那一天下午及竖排扇的那天半夜（按照传统习俗，四排三间的木房，把排扇竖好时，天刚好也亮了），全村的男劳动力都要来帮忙。这种建房帮忙也是义务性质的，不用付工钱。

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集体生产时期，在农业生产方面就不用相互帮忙。实行责任制以后，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 农忙季节，相互帮忙，互换工日，在村里又普遍流行。随着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多了，相互帮忙的人少了，请工的人多了。

小的方面不说就说大的，如果有一家建房，全队人员都來帮忙，而且是不计报酬的，挨得近的湾子也來帮忙，红白喜事亦是如此，不分姓氏，不论贫富，人情味是十分浓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