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治和生活都得意

每天都忙于工作和吃喝玩乐之中，谁会借助于诗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是因为他们政治失意，生活落魄，没有事做，于是专注寄情于诗、词、小说之中。如果政务繁杂，相对诗、词、小说这些创作一定就相对少些。

这是一个悖论。在古代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著名的诗人、词人和小说家？首先肯定是文人，而且是其中文学水平极高的人。另外还必须是闲人，有比较多的时间吟诗、写词、写小说。要知道在古代，诗人、词人和小说家，都不是职业，只是一个称谓。文人的正途，都是通过科举或者被举荐进入仕途，也就是去当官。一个官员，每天有公务需要处理，还有人际方面的迎来送往。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从事文学方面的创作。要知道，要创造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是非常需要时间和精力以及心血的。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说法。闲人，而且是有空闲的文人。要不然就是没有官职在身。要不然就是无权无责，当的个闲差。政治上肯定是不如意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带悲情色彩的最能打动人，能够成为经典流传下来。一个文人，如果高官厚禄，官运亨通。他就算进行创作，可能也大多是太平盛世、歌功颂德、喜气洋洋的场面。不过是些应景之作，很快被人遗忘。经典之作，确实多数都是在政治和生活中不如意的文人才能写得出来，因为他们对生活中的失意和苦难有较深的体会。有名的文人，往往是那种个性敏感、情感细腻、比较理想化、比较感性的人。这样的人本身就不适合当官，比如拍马奉迎之类的事情就不太擅长。经济方面也不大会精打细算。所以在官场和生活中不如意，也就不奇怪了。

不要说古代，现代也如此，诗人，词人，作家等我为了方便都称文人，文人可分好几类，但我只分二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

不言而喻，浪漫主义的文人，对生活和工作大都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生活和对工作的规划可以说完美，但很多落不了地！

而现实主义的文人大多看到社会的负面，以悲观心情或严厉的方式去规划工作和生活，激情和创新很难发挥出来，更别说长久的坚持和支持者！

这样怎么能够顺利如意呢？

因为古代著名诗人，词人，小说家大多比较正直，他们为官清廉，为老百姓办事儿。他们不会见风使舵，不会溜须拍马，不会逢迎巴结！心里有什么说什么，看到不符合常理的人或事就敢于直谏！他们往往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请命，而这样就会触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所以，经常会受到打击，迫害，不能升官发财，大多数被贬往偏远地区。因此，他们往往生活不如意！

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对于古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小说家来说，更是如此。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每当变乱之中，受困诗人的佳作横空出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为什么去做隐士？他做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官，对当时的朝政不满，对“乡里小儿”做了自己的上司很不屑。于是，县令不做了，去山林归隐了。可事实上，他又不会干农活，“草盛豆苗稀”，经常饿肚子。

作为读书人的李白，很想入朝为官，哪怕有个一官半职也好。一生没有实现做官的愿望，唯一一次入仕，是进了反王李璘（?-757年，初名李泽，唐玄宗李隆基第16个儿子）军幕，后因“附逆”大罪，被发配夜郎。中途赦归，成为一生的转折点，此后一蹶不振。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科场失意的杜甫，滞留长安，穷愁潦倒，对奸臣（宰相李林甫）误国、朝政极为不满，写了《登高》。

我原以为这首名作是杜甫登临泰山或者华山后写的。其实不然。又穷又饿的杜甫最后病死于舟中，他是在“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

宋代大文豪、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他一生政治上不得志，死后名声越来越大。

宋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65岁。

清朝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已亥杂诗》早已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表现出他对清朝衰败的哀叹和心有不甘。

龚自珍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仕途不济。后辞官南归，执教兴学，在书院授课。

因为混得不好的人大多想得多，做的少？

开玩笑啦！苏东坡就是一再受到挫折，一再认真工作。

这一题我的答案是，生活太平淡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没有真情实感。打不动人。不动人的文章，就不是好文章。

人如果一直生活在顺境当中，万事都如意，想法就会少很多，也不会借景抒情。如果说生活在逆境当中，处处不得意、不得志，那么就会产生许多的离愁别绪，进而会通过诗词曲赋来释怀，所谓国之不幸，诗家大幸

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

古代著名的文人墨客，大多政治生活不如意，这确实是实际情况。

要分析原因，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

毕竟还是有诗人、文人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大手笔不仅表现在诗词中，同样体现在他政治生涯中。

我的才能我做主，天生我才我自用，这就是曹操的风格。没必要去投靠谁，只需要人来投靠我。自己支起小炉灶，光着脚板拉人才，最终叱咤风云，雄霸中原。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有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是不需要别人来发现挖掘的，自己撸起袖子就干了。

为成大事，曹操假意逢迎过董卓，光脚迎接过许攸，华容道哀求过关羽，各种丢人显眼。这又有什么呢？成就霸业最重要，什么奸雄狗熊，无所谓，爱谁谁。

相比于能扼住命运咽喉的曹操，个人感觉古代大多数文豪搞政治的手腕、情商、逆商、反脆弱性要差很多，部分人甚至表现的比较任性。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的风格，也代表了很多文人的作风，一腔热血报国心，结果到处得罪人，处处碰壁事不成。精神上太纯粹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

什么是政治？就是敌人少少的，自己人多多的，你就接近成功了。

太高冷，身边人跑光了，周围人不愿靠近，政治工作怎么开展?各种不如意不约而至，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句话说的好: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开一扇窗。

如果诗人、词人、小说家在政治和生活方面都如意，那他们不一定还会做诗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作词和写小说。

1、李白，要是没有抱负无处施展，没有政治道路的坎坷，那么想象一下，李白应该是

个爱国爱民的好官，或者是个流传千古的宰相。那么哪里有《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的一腔悲愤，哪里会有他“诗仙”的称号。所以可以说李白在政治和生活的不如意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诗词巅峰。

2、杜甫，他要是没有壮志难酬，要是没有战乱流离失所，那想象一下他可能是个忧国

忧民的将军或者诸事缠身的官员，那么哪里有《登高》和《春望》的凄惨悲凉，史上更是少了一个“诗圣”。未尝不是他生活的颠沛流离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诗圣。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些不如意，只是那些诗人、词人、小说家等的伟人不惧怕这些不如意，并且利用它们让自己成长，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功成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