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本身有点问题，选择儒学作为官方哲学，跟各种学说对鬼神的态度基本没有关系。而是看哪种学说更能符合统治者的需求。

一、儒学倡“仁”。

“仁”的本意是人与人之间亲善的关系。“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儒家不是空谈“仁”，而是给它确定了根本和发展方向。

“孝悌者，其为人之本欤”。“仁”的根本是“孝悌”。何谓“孝悌”？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友爱兄弟。

以此为基础，向外推广，进而尊敬长辈、尊敬师长，尊敬服从君主，友爱朋友。

为政则是将这种仁心推广到大众。孔子答子张问政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

“仁”，无疑有利于良好伦理关系、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而这种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减少社会争端，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减少管理成本。

二、儒学重“礼”，“礼”是什么？

“礼”是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们所有的动作行为，都在“礼”的约束范围之内，自然有利于统治者的管理。

“礼”是等级划分。天地君亲师，公侯伯子男，何为高？何为下？何为尊？何为卑？都在“礼”的范畴之内。“礼”还包含着规制，不同层级的衣着、住房、婚丧等各项生活日常，都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不能越礼。

位下者敬位高者，位卑者敬位尊者，从而形成一套上下有序的伦理体系。

儒学倡导仁、义、礼、智、信。此处限于篇幅，只是略论“仁”与“礼”。

第一中國文化沒有哲學二字，也不存在所謂的“哲學”思想，請不要張冠李戴，李代桃僵，哲學是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侵略” ，第二，中國文化也不僅僅只是你嘴巴上的，“儒家，敬鬼神而遠之，墨家，尊天事鬼”。內經早有記載“拘於鬼神者勿與之於理”，這才是中國人的真正文化底蘊。

因为相比较之下，儒家的思想、立场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儒家的创始者对过去的传统进行了整理和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体系，为新的统治方式服务。

儒家的“仁”，这个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春秋以前，金文和甲骨文中找不出这个字。“仁者爱人”，人指的是人民大众，这话里有利他的意思。

所谓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是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这顺应了奴隶制度将要消亡，人与人的平等程度增加的潮流。

“礼”，是典章制度，是各种行为规范，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孔子主张的“礼”，似乎是完全传承自周代，把周公等历史人物也理想化了。但孔子实际的做法并不是守旧的。他对“周礼”做过了很多改造，甚至是把自己的想法假托为周公制作，这种做法就是“托古改制”。

早期的儒家思想，主张人要学的东西很多，包括礼法、乐舞、射箭、书法、算术。孔子主张的学习这些艺能的目标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虽然有局限性，而且在孔子而言，他对农学、手工艺、经商等他不曾涉猎的领域，不太看重，但不是后代读书人那样排斥和轻贱儒经之外的学问、技艺。

对历史，早期儒家就很看重，而且注重根据。孔子的时代，就主张不谈怪力乱神这类东西。儒家的理论中有天，有天命，虽然人要顺应天命，但天、天命绝非具体的神。在早期，孔子就不是空想家，对于具体的政事、军事，他主张要“足食足兵”，粮食、武备要充足；“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说的是让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等于让他们送死。

可以看到，儒家在早期并不保守，更不落后，从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先进的；儒家积极参与政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付诸实践。

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家在早期说的“学”，并不是后世钳制读书人思想的做法。同时也强调教育，有教无类，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也不是愚民的做法。

对比其他学派，比如墨家，敬鬼神，天最大，天之下，有群鬼百神；对应人世间，王最大，王之下是大贵族。

墨家的思想是支持绝对的奴隶制王权的，王权对应天，王权等于神权。所谓“兼爱”，本意是你尊重我的所有权，我也尊重你的所有权，“非攻”的本质就是你不来抢我的东西，我也不去抢你的。于是大家就不会互为盗贼。这里的你、我，都指的是统治阶层。至于人民，他们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财产。

墨子所谓的“节用节葬”，主张统治阶层不能太奢侈，不要老是打仗，葬礼不须太铺张，其出发点仍旧是统治者的利益。比如老打仗的坏处是人口不足，所以不但要少打仗，还要用法律来促进早婚。人口就是统治者的财产之一。

相比儒家，墨家要保守的多、落后的多，虽然其思想中有一些物理、科学的思想萌芽。

参考《十批判书》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诸子百家，最后儒家脱颖而出，成为国教。主要原因是儒家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诉求融合在了一起，彼此不冲突，能够成为稳定社会的有力工具。而墨家并不能很好解决各个阶层的诉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佛家讲前世、今生和来世，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技巧，使得其所有的理论均不能被“证伪”，从而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比如，你问佛，“为何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但依然很苦？”。佛会告诉你，“你是在为来生修福气，来生你会过得很好”，或者说，“今生你很苦，是因为前世造了孽，需要还债”。

前世、来世从没有人见过，自然佛说什么都对了。但鬼神论很容易说不清楚，所以儒家干脆不说，转而专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实际问题，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很落地的措施。

而墨家虽然“尊天事鬼”，但又没有佛家的小技巧，因而不够彻底。它一方面主张人们做好事，上天就会保佑你；但另一方面的确无法解释为什么人间如此多苦多难。所以，墨家缺乏民间信任基础。

事实上，儒家也不是开始就流行起来的，儒家是先获取统治阶级的青睐，然后再以“科举制度”这一利器，将全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而墨家，在缺乏民间基础上，又不能讨好统治阶级，所以逐渐式微。

在儒家之前，法家以大秦为试验田，给出了在纷乱社会图存的路径。经商君改革之后的秦国，国力崛起。民众在严苛秦法的约束下，成为只能战争和耕种的机器。商君称这种人民为“壹民”（详见《商君书》）。

但秦法实在太过严苛，缺乏人情的“温度”，毕竟人民是有血有肉，也有情绪的人，而并非机器。在大一统的社会中，法家无法体现人民的诉求，于是也玩不转了。

跟法家相反的是，儒家提倡的“仁”，并不能解决列国争霸的需求。所以，在春秋战国，儒家是没有什么市场的。所以，孔子在宣扬自己道的时候，才会说“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么悲壮的话语。

到了大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需要加强权威，同时中央政府也需要增强对于边关的控制力。但古代科技条件受限，边关地区是经常不受中央控制的，即使拥有比较严苛的法律也不行。

这个时候，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就备受需求，因为只有宗教才能最大程度控制人心。这时候，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天人合一”理论送达了汉武帝跟前。皇帝苦苦追寻的宗教终于被发现了，“君权神授”、“代天行道”让皇帝的合法性提高到了空前的地位。这一阶段，儒家是高度满足统治阶级诉求的。

于是，在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大部分都开始学习儒学。儒学渗透进了统治阶级的骨髓中。魏晋时期，天下再次大乱，儒家思想再一次开始衰落，天下再次回到“以武力相雄长”的时代。但要说明的是，虽然皇帝跟流水一样，但门阀世家们却地位稳固，而他们读的书都是自两汉流传下来的儒学。

所以，在等待社会再一次大一统之后，儒学将又一次兴盛起来。而这一次，在“科举”的加持下，儒学又渗入平民百姓的骨髓，终于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宗教哲学。

唐太宗在看到科举考试的热闹场景时，不禁长叹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一语道尽了科举制度的根本。科举给了全社会所有人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让一个人求得功名和荣华富贵，而代价是你必须学习儒教理论，遵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常。

所以，儒教以科举的方式，让平民百姓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达成了一致：你认可我的统治，忠心于我；我给你功名。自此之后，儒家成为唯一宗教，在经过宋明理学再次加强之后，地位彻底稳固。你看，历史上那么多的忠诚大儒都是儒教的产物，文天祥、于谦、王阳明......

到这里，儒教的崛起说完了。

前文说到，墨家的“尊天事鬼”缺乏自圆其说的能力，因此无法在底层民众中产生信任基础。但在统治阶级眼中的墨家又是什么样的呢？

墨家是诸子百家中，唯一有着严密组织机构和纪律的学派。是的，它更像是一个组织而不是学派。墨家的首领叫“巨子”，通过选拔贤者担任，实现代代相传。巨子在墨家内部拥有绝对权威。

墨家弟子必须听命于巨子。即使墨家弟子在列国做官，也必须推行墨家主张。直白点，在国君和巨子中，当官的墨家弟子也只听命于巨子。这对于列国统治者来说，绝对无法接受。

墨家相当于在列国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小国家。所以，列国都不太感冒墨家。因此，用墨家就意味着，让巨子来分享自己权力。所以，墨家在统治阶级层面也缺乏基础。而法家、儒家等，由于组织松散，统治阶级用起来放心，自然也就信任。

所以，最终，在中华大地，是比较务实、专注人与人关系，能够有效满足各个阶层诉求的儒家，成为哲学宗教。而墨家，由于自身局限性，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不语是不谈论的意思。伦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句。即孔子在与弟子们的交流中，既不主动提及也不参与弟子们与怪力能神的讨论。孔子所处的年代，对于很多自然现象，如雷电，日蚀，月蚀…等现象无法正确解释，就认为是鬼神作怪导致的。今天来看，孔子当时不语怪力乱神，是基于未经证实的解释自然现象，取搁置不议，留待后人解释的态度，很难得。

因为皇权统治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以三纲五常巩固皇权地位建立思想秩序。

儒家有易经，可算可控则言之，不可言之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从文化层面上讲，道家文化应该是源自黄帝工业部族，是中华文明的“母神信仰”；法家文化应该是源自炎帝农业部族，是中华文明的“父神信仰”。

儒家文化应该是源于蚩尤农业部落，是中华文明的“长兄”，而“长兄如父”，其思维与法家思想比较接近，也是客观情况，而蚩尤本身就是炎帝的农业部族手下，奠定了儒家观察事物的基础与法家的视野更有融合性！

兵家文化应该是源于“百姓”工业联盟，是中华文明的“二哥”，其思想与道家思想相对较为亲近。

墨家文化本质上应该是来源于九黎部落，由于九黎部落实际上是绝对服从蚩尤部族的，所以来源于蚩尤部族的儒家文化与来自九黎部落的墨家文化具有同源性。

“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当儿子的儒家不要去讨论那些道家“妈妈”和法家“爸爸”大人们的奇怪，混乱的神怪事情，要安守本分。

“敬鬼神而远之”，意思是：当儿子的儒家非常敬重自己的道家“妈妈”和法家“爸爸”控制的鬼神力量，遇到涉及鬼神的话题，都需要谨言慎行，双目向下表示尊奉，缓缓离去。

中国一般是“以国为家”，正因为对上尊重法父道母，对下是兄弟的楷模，所以儒家可以成为族群的行为核心，得以胜出。

我是颜小二，我来回答。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中，汉武帝之后，基本是以儒家为主流思想，但是这里的儒家思想，已经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思想，有一段差距了，属于“改造后”的儒家思想，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而封建王朝选择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最突出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有改造之后的儒家思想，有助于巩固当时统治者的地位稳固，维系封建社会稳定。

墨家虽然提出“尊天事鬼”，但“尊天事鬼”限制的不止是百姓，还有“君主”。墨子学说属于一个整体，不会自相矛盾，他除了“尊天事鬼”理论，还有“兼爱”、“非攻”等等思想，所以“尊天事鬼”和“兼爱”、“非攻”等往往属于相互补充的关系。也就是说，“尊天事鬼”之下，有墨子“兼爱”等理论，就“兼爱”思想，就决定墨家不可能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学说。因为墨子所维护的，不是统治者，而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

因此，精炼一点总结的话，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择儒家思想而非墨家思想，主要还是源于儒家可以帮助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而墨家思想，即便墨子与孔子相比，更直接指出“鬼神”存在、提出“尊天事鬼”，但是他的“尊天事鬼”最终还是为“兼爱”服务的。而“兼爱”，就有分散统治阶级权利的意味，所以墨家不会是后世封建君主的选择。

“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属于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他对鬼神属于“回避态度”。但是孔子虽然回避它，却承认保留了“天”对世界万事万物绝对主宰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却保留了“天命”的主宰性和必然性，这便说明孔子承认存可以主宰一切的“天”。而对比于夏商周时期的“意志之天”观念，孔子的进步就在于，它不认为主宰万事万物的“天”有人格，这是孔子“天命观”的体现，也是其相当可贵的地方。

董仲舒是汉朝的大学者，他尊崇孔子，但是面对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需求，他并没有直接生搬硬套将先秦时期诸位儒家先贤的思想直接拿来用，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一些改造。

儒家之所以会被选中成为汉以后封建王朝主要的主流思想，比较突出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其实上承夏商周，属于一脉相承的存在，有浓郁的维护尊卑秩序意味。

举个例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正名”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夏商周以来一直强调的“尊卑有序”体现之一。孔子眼里的“礼崩乐坏”，相对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在其位，因无德而做了僭越的事情，导致整个尊卑秩序受到“破坏”。所以，孔子一生都力图可以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对维系尊卑秩序稳定贡献一点力量。而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对于巩固统治阶级地位，无疑是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的。

孔子对于鬼神采取的是“回避”态度，但“回避”并不等于否定！同时，孔子虽然认为天无意志，但是却肯定存在人不可违抗的“天命”，这一点，无疑是在承认“天”的主宰性。

对于孔子的这些理论，只要“弱化”不需要的部分，“强化”需要的部分，就能让其大变样。比如，董仲舒根据当时的社会时局以及汉武帝的需要，“强化”了孔子在“天命”上对天之主宰性的肯定，并进一步利用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以此来为“天人感应”做一个铺垫。又以“天人感应”理论，把君主塑造成“天道”选中的人，以近乎君权神授的意味，加强了中央集权。

再比如，董仲舒“强化”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进一步指出三纲五常。我们后世来看，这样的三纲五常可能对人产生一些限制，但是在当时那个社会，汉武帝确实需要这样的三纲五常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中的封建王朝选择了儒家，但并非全盘选择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而是改造后的儒家思想。至于原因，大抵在于先秦儒家思想本身就存在许多有利于维系尊卑秩序、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理论，而经过后世改造加强之后，便更加突出。又因孔子名气大，比较“权威”，统治者依托孔子理论建立的一套社会秩序，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墨家确实提出了“尊天事鬼”，但是墨子用“尊天事鬼”来说明“天”对于世间的长幼贵贱没有偏私，而“鬼神”会协助“意志之天”，施行赏罚。由此不难看出，墨子的“尊天事鬼”理论其实最后还是会落到“兼爱”思想上来。

我们以墨子“兼爱”思想为基础，来理一理“尊天事鬼”理论：

首先，墨子这一理论表明“天有意志”，存在鬼神。

其次，墨子亦表明，天子在“天”和“鬼神”面前没有“特权”，天子犯错，一样要被惩罚。

最后，既然墨子承认天子存在，也就是说，墨子的“尊天事鬼”并不反对社会中的长幼尊卑，但墨子反对的是“长幼尊卑”之间衍生的欺压。也就是说，墨子期待以“尊天事鬼”理论提倡“大不欺小”、“贵不傲贱”。

经过这么一分析，想必大家也能基本理解为何墨家思想不会被后世封建王朝选中了吧。

墨子的“尊天事鬼”不反对“长幼之分”，但反对由“长幼尊卑”之分衍生出来的“亲疏之爱”。也就是说，如果人因为亲疏关系，对于不在乎的人妨碍到自己的时候，借用尊卑地位对另一方进行施压，这便违背了墨子的“天志”，此时按照墨子的“尊天事鬼”理论，“鬼神”就会协助意志之天，对“恃强凌弱”的人降下惩罚。

在墨子心里，世间虽然有长幼之分，但是“天”不会因为谁“长”谁“幼”就“偏爱谁”，即便是“君主”，要是违背了“天志”也是要受到“天的惩罚”。

而我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王朝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君王以近乎“君权神授”的理论引导世人，表明君主是“天”选中的人，这无疑是在暗示，“天选中的人”代表权威，会享有尊贵身份下的“独特权利”。但是到了墨子这里，“鬼神”、“天志”虽然存在，却不代表君主享有“庇护”。

天子违背“天志”也是会受到惩罚的，违背“天志”的“天子”，墨子将其称为“天贼”。此时，墨子的“尊天事鬼”无疑对巩固君主权威，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还会削弱君主的权威性，而墨子的“尊天事鬼”终究还是下落到维护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利益这一层面来。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儒家之孔子虽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而墨家主张“尊天事鬼”，但后世封建君主却以儒家为主流思想，这之中的原因，其实更多与儒家、墨家对鬼神的、或者说对“天”的看法，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更多原因在于学派思想维护的是什么，满足的是哪类人的需求。

后世封建王朝中，以儒家为主流学说，比较明显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儒家对尊卑有序之礼的维护等等，加强中央集权。再加上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先秦的儒家思想，以“天人感应”理论，把君主塑造成“天道”选中的人，颇有“君权神授”的意味，这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

同时，我们需要知道，中国古代中的封建王朝选择了儒家，但并非全盘选择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而是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维护的是“礼”，而自孔子以来，“礼”中的尊卑秩序已然存在，所以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就有比较明显的维护尊卑秩序之礼的味道，这无疑很对“封建统治者”的胃口，对加强中央集权很有帮助。

至于为何不选中墨家，我们知道墨家的核心观点是“兼爱”，而“尊天事鬼”属于墨家重要观点之一，墨家的观点与观点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串联起来，是有逻辑和理性的。所以，即便是“尊天事鬼”，最后都会落到维护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兼爱”上。墨家所维护的人群属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墨家学说自然有反对统治者“特权”的意味，这无疑会削弱中央集权，所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没有选择墨家思想，属于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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