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文人相轻”的根源是什么？外国人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答:我认为文人相轻的根源在于:技艺不如人、文才根性不如人、才会轻贱同道学者！有句古语说的好、叫作“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说的就是这种随意轻贱同行学者的人、自己文思不如人、却要踩低别人、以抬高自己、其实大可不必要！真正才学满满的大文豪、大文学家、大哲学家、谁又能轻贱的了呢？如我们的祖先:老子、孔子、鬼谷子等等、他们那精辟的哲理、警示人类的至理名言、谁又能轻贱的了呢？他们又相轻过谁呢？没能力的人、才会去轻贱别人！真正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文豪才子、才没有功夫去跟你浪费时间、正事都忙不过来！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都是世人公认的、任谁也相轻不了的！外国人的文化品位也不一样、竞争也同样激烈、具体的不太了解、少说为妙！谢谢邀请！

感谢邀请。

“文人相轻的根源是什么”，这说的，无疑是中国的文人。

那么，可能首先要做的，是搞明白“文人相轻”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再深挖“根源”。

“文人相轻”之语，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

他开篇即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但是，关于“自古而然”，曹丕只是从东汉开始举例。

他说，傅毅和班固两人的文才相当，如同伯仲。可是班固轻视傅毅。班固给弟弟班超写信说：“傅武仲因为擅长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其实下笔千言，不知所止。”

曹丕话头一转说，人们总是容易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能擅长，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长来轻视别人所不擅长。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今的文人，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个人。这“七子”，在学问上是没有什么遗漏的，文辞上没借用别人，在文坛中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文掌。

接着，曹丕掰开揉碎，讲了一大番道理。

篇幅所限，不详赘述。

但是，从曹丕此文中，可以确定三件事——

第一，曹丕所讲“文人相轻”，针对的，是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批评”这样的特指现象。

第二，他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确定了他讲的“文人相轻”的特定含义，即“文艺批评”中的以己之长，“轻”他人之“不长”。

第三，曹文的重点，是讲不论何种文体，评判的最关键标准应该是什么。

均知曹丕的弟弟曹植有七步之才，其实，曹丕才华也很了得。《典论》一书已亡佚，只是这篇《论文》，因被南朝梁武帝萧衍之长子萧统收入《文选》，才得以保存了下来。

这篇《典论.论文》，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关于“文艺批评”的“论文”，所站之高，所论之精，叹为观止。特将其节选，附录于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著名学者、记者、作家曹聚仁先生，曾专门考证研究曹丕此文。

他得出结论，曹丕所说文人之相轻，“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范围”，其他的一切“攻击”，“都不在内”。

清中期学者、书法家钱泳的《履园丛话.书学.总论》云：“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钱泳讲的这件事，是从刘墉的书法而起。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的书法，乾隆则推崇赵孟頫，于是，董赵书体一时风行天下。刘墉不循常道，自成一家。

钱泳说，太守王文治笑两公，即刘墉和梁同书的书法，这两公反过来也笑太守王文治的书法。他讲，说这三个人，可以与 “号松雪道人”的赵孟頫和 “号思翁”的董其昌争席次，他不相信。

钱泳引了曹丕的原话；而且，他仍是在曹丕所讲的“文艺批评”的原义上使用的；进一步说，他讲的，绝无嘲讽讥笑之意。他在文中，评价了刘墉的书法，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属于正常艺术探讨无疑。

可见，直到那时，“文人相轻”，仍然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被使用的。

何时“文人相轻”的含义范围被扩大，或叫被转义了呢？

应该是在民国。

请看一看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里面，收录了鲁迅连写的七篇关于“文人相轻”的文章。

第一篇的题目叫《文人相轻》。鲁迅说：“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去年是闹了一回‘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文人相轻’。”此文，写于1935年。

此事，由林语堂1935年1月在《论语》上发表的《做文与做人》一文而起。林语堂的大致观点是，文人好相轻，这与女人的评头品足相同。女人不敢骂武人，所以相互骂出气，这与向来jì女骂jì女以讨好piáo客一样道理。问题在于，他把当时不同文学阵营之间的原则争论，以及同一文学阵营中的“艺术批评”，一概归结为了“jì女骂jì女以讨好piáo客”，这就很不恰当了。

所以，鲁迅很快写了第二篇《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在文中说：“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后面的五篇，是因为有叫魏金枝的和其他人写文，表面上是“和稀泥”，实质上也是反对文艺批评，鲁迅又陆续写的。

鲁迅的观点是，真正的知识者，应该是既能保持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对于社会问题敢于论争争辩，又要同时尊重其他知识者的人格和个性。就是说，知识分子既要对于问题敢于相争，勇于相争，。又能保持知识者之间的相亲、相重而不相轻。无论如何，文艺批评不能没有。

不知道是否从这次延续不短时间的“论争”开始，“文人相轻”一词走入了民间，并且被“污名化”了，好像自古以来，文人之间就始终有“相轻”的陋习。

确实，某些很有影响力的词典中也这样解释，说“文人相轻是旧时文人间的陋习”。

这样来理解“文人相轻”，未免有失偏颇。

文人间的争论，至少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就开始了。正是这种争论，大大推进了思想进步，学术繁荣。

有没有文人个人间的不睦或者恩怨呢？肯定有。比如，李斯对韩非的嫉妒。韩非死后，秦皇亦很后悔。

但是，在古代文人中，切磋互学、友谊深厚的无疑更多。看看唐诗就能知道，不论是李白的送汪伦，还是杜甫的梦李白，还有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友情即互赠诗等等事例不计其数。

有一个成语，叫“逢人说项”，是说唐朝杨敬之敬重项斯，写诗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传为佳话。

所以，最好还是回归到曹丕所讲的“文人相轻”的原意上来理解这句话。

而且，应该扭转认为旧时文人普遍存有相互轻视的陋习这种偏颇的认识。应该说，即使在古代，非“文艺批评”之外的另一种“文人相轻”，也绝非是普遍现象。

这样，也就不必挖掘这另一种“文人相轻”的根源了。

同样，外国文人，大多数也是相互尊重相互切磋的，也始终存在和中国的“文艺批评”一样的“文人相轻”。当然，也有卢梭那样，对帮过其大忙的伏尔泰、休谟“翻脸不认人”的特例。

千万别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也别认为，外国的文人一定比中国文人高尚很多。

附录：曹丕《典论.论文》节选——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②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文人最大的贡献是传播文明，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都是文人作传，叙评历史。文人最大的毛病是持才孤傲，乐意挑剔别人文章的缺陷，互相攻击，天性吧！

“文人相轻”的根源就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根据人的出身、地位、职业 、经济状况、文化教育被分成三六九等。至于外国是不是存在这种现象就不得而知，但至少会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好很多。（题主邀！）

文人相轻，从古是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古以来，文人与文人之间，相互都看不起对方。文化人自以为博古通今，自以为自己的哲理比别人靠谱...这缘于中国有史以来，根本性的教育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心理的作祟。所以，文人相轻也便于封建制度、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同时造成了文人某种的阴晦心理，往往见不得别人好过自己而千方百计的阴谋算计。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不够普及，文化人相对较少，这就养成了文人趾高气场的性格，往往旧时的文人存在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秉性，这也是封建文化对人的毒害。由此可见，文人相轻足见是一种劣根性的社会弊端。这是历史几千年遗传下来的思想不当品相。

说到外国人，当然也存在自私的劣根本质，但外国人崇尚公平竞争，即便是古代，不管是上层的权利斗争，还是民间的私利小事，讲究的是“公平”两字，要么拨剑格斗，愿斗服输，是公开的竞争。

由于“公平”在外国人的心里存在着原则性，所以外国人的性格大多十分开朗，这是基督教义常常唱颂的。因此，外国人的修养务必也是博愛、公正的。除了权利争斗的阴暗面，通常外国人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平等而尊重的。他们没必要去轻视别人。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人类的修养都是由社会的制度所决定的。

主要还在文学艺术方面。自古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是文人相轻的思想基础。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嘛！还有一点，就是虚荣心作怪。文人大多清高———至少也是自视甚高，瞧谁都不如我，都不顺眼。到了文人之间，针尖对麦芒，所谓相轻，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外国文人，骨子里的东西，亦大抵如此吧。

谢友邀！

文人相轻的根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利己心、我执心、攀比心，而后产生一种偏见，这不仅适用于文人之间，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不适用于全部的文人，比如，杜甫就非常崇拜李白，陆游也对李杜推崇敬仰，相轻者，必然各执自己的理念或者有利益冲突，人都是情感动物，一般以自我为中心，在人与人交往时往往被嫉妒心所左右产生偏见从而产生争执。世间之物，不平则鸣，善听者只是听取别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生苦短，何必让繁琐的小事而浪费你自己的生命。人虽然是智慧生物，但也是高级动物，也有动物的劣根性并具有自我防御机制，在受到同类甚至异类的攻击时，产生反抗与排斥心理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你明白我们人类也是动物，也不难理解人类社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各种争执的根源所在。只有利他忘我之心，才能化解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但恰恰这一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你我他都非圣人，孰能无过！雅芙随笔。

文人相轻，古即有之。在封建社会里，皇权即是天意，是真理。所有的文人都要围绕这样的真理来写作，来歌功颂德，否则即为大逆不道！而江山易改，一旦换了皇帝，原来的真理也许就变为谬误了。古代文人就是在这样轮换的真理中挣扎，也就没有真正的真理了。一旦没有统一的真理，文人们就会互相指责甚至谩骂。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敝帚自珍的恶习，文人相轻也就形成了。

中华民族是个固守传统的民族。好的传统和不好的传统都传承下来了，所以“文人相轻”这个恶习也传承下来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科技水平发展很慢，追求真理的步伐不快，对真理的追求各有误区，这应该说是造成当代也有“文人相轻”的另一个原因。

但是，西方文化没有文人相轻一说，因为它有真理文化，即真知识追求的文化，真理文化必然是知识分子去追求共识的知识，它是否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它的文人精神逻辑不通向文人相轻，而是引导向真理。在真理面前，也就不存在各种谬论了。所以“文人相轻”的毛病在西方很难看到。有的只是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共同探讨的文明现象。

应该说，这还是值得中国文人借鉴的。

我并不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外国真的存在相对于其他行业非常严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而且说实话说这个话的人估计都是头脑一热就说出来了，要说能有什么真凭实据那就完全是一副就是这样的嘴脸了。

听了这么多年的所谓文人相轻的话，能够举出来的例子无外乎某个小说家，诗人或者学者某某人说谁谁谁不如自己之类的话，如果我们跳出说这个话的人的文人身份，我们是不是总是听到同样业的人对别人的评价，有追捧有贬低也有看不起，那是不是所有人所有行业的人都相轻呢？恐怕大家很难得到这个结论！

怎么到文人这个时候就特别的严重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古代受限制于社会生产力，只有少数人能够读书识字，文人最了解文人，也最了解之间的纷争，所以留下的纷争或吹牛的话也就是文人的事件最大程度上被流传了下来。回顾历史，相对于其他群体，似乎只有这个行业从古至今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丝毫不会想想自己的周围发生的事情，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南史·谢灵运传》：“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以南北朝事情谢灵运上文说过的话为例，如果是其他人说了个话，大家也就笑笑罢了，并不会当真，但放到谢灵运身上仿佛就变成这个人说大话，而且看不起同时期的其他人，这也是很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