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帝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由于父亲当太子时长期被冷落，他这位皇长孙就更无人问津。皇家不缺钱也不缺教师，可是他爷爷万历皇帝心里不顺，从不关心他上学的事情。直到大龄少年，他还缀学在家，认识的几个字，还是身边的宦官随意教的，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事实又确实如此。

缺少正规的教育，天启帝得到的潜移默化，事实上很低。他虽贵为皇太孙、皇太子，社交圈其实小得可怜，明朝规定后妃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自幼由奶妈、宫女及宦官扶养长大。这些人都来自社会的底层，带来的是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机灵一点的，也无非擅长处理家长里短的琐事，更谈不上见识。

独特的成长环境，天启帝对自己的直系亲属与朝中大臣，都非常陌生，也缺少感情上的联系，尤其是文臣普遍年龄较大，存在事实上的“代沟”。客观的情感需要，他身边亲密接触的人正好填补了空白。天启帝最依恋的是奶妈客氏，而客氏给他的真是母爱。他对客氏的情感，甚至超过了亲生母亲，十六岁了还需要和奶妈住在一起，一旦分离就失去安全感。登基之后，朝臣强行将客氏从宫中赶出，天启帝不得不遵守“规矩”。但客氏出宫只有两天，他竟“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这一回，朝臣再怎么反对他也不听了，硬是将客氏重新接回宫里。

没爹没娘的天启帝，找到了娘的感觉，与客氏“对食”的魏忠贤，自然就成了“爹”。天启帝对魏忠贤同样有依赖感，他的左颧生有白毛，自我感觉很重要，有次被小宦官误拔，天启帝异常愤怒，要把小宦官打死，谁劝都没有用。直到魏忠贤出来劝慰，天启帝气才消了。

这种说法，丝毫不过分。天启帝还是小皇孙的时候，魏忠贤就跟随在他的左右。小皇孙想玩什么，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哪怕是自己给小皇孙当“玩具”。进宫三十多年，魏忠贤事实上就是个孤老头，所有的情感除了客氏，小皇孙是唯一的精神寄托。这种情感出自本能，真实而无法替代。一时半会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就会莫名地失落。后来有一次天启帝在西苑划船，一不小心落入水中，并不会游泳的魏忠贤急忙跳入水中，差一点搭上性命。魏忠贤对天启帝的忠诚，完全是真诚的，并没有任何目的，也不是刻意争宠。

小皇孙成了皇帝，一切也在慢慢地转变。一般情况下，太子继位前都有接触政务的“实习”机会，朱标当太子时跟着父亲朱元璋“见习”了二十年，国家大事或小事，朱元璋都有意让他亲自处理，还帮他分析处理得对错。但天启帝的父亲死得突然，连个处理政务的实习机会都没有，甚至根本就没见过什么世面。猛然间当上了皇帝，外面的世界给他的印象简直有点恐怖。上朝时，他几乎像个木偶，显出孩子式的羞涩，大臣们的高谈阔论，多半听不懂。越是听不懂，越就不想听，每次上朝，他都巴不得早点结束，回到宫中才如释重负。

后人认为天启帝是个只知道玩，属于“昏君”，其实这是拿理想中的君主标准来要求一个孩子。天启帝算不上早慧，但并不愚蠢，跟白痴皇帝晋惠帝是两码事，那人智商实在有点低。除了性格懦弱，十六岁朱由校显得心灵手巧，干得最著名的就是“木匠活”，有些能工巧匠的天赋。

年幼而缺乏从政经验，天启帝对繁重的政务难以承受，甚至当作是一种折磨而心生厌恶。魏忠贤同样是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人，他需要尽力而为的是，让回后宫的天启帝感到快活。天启帝要玩游戏，他除了找玩具，就是当玩具。天启帝对木匠活有强烈的兴趣，魏忠贤便给他当下手。就宋徽宗天生绘画异禀，天启帝有着杰出的工艺天赋，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对自己才能的欣赏，天启帝乐此不疲，“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以致 “朝夕营造”，正事全抛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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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首先要说明，《明史》的本纪，基本没有对皇帝性格、生平的记载，更多的有点像编年体史书的风格，也就是根据时间轴来记叙这个皇帝任内的大事小情。因此，《熹宗本纪》里没有记叙他做木匠的经过，不代表他就真的不做木匠了。

有关朱由校的木匠活，虽然正史无载，但是很多别的书记载得非常清楚：

《先拨志始》记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另外，朱由校于天启五年亲自规划大殿的重修工作，于天启六年九月建成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这一点是有明确记载的，并不是抹黑他。

如果说这本书还不够分量的话，那么天启朝几乎仅次于魏忠贤的大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的描述，就非常可信了：“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

刘若愚是最接近天启的人，他写书的时候也没必要去抹黑这个已经死了很久的家伙，因此他的记载非常可信。

那么为什么正史无载呢？因为历代史书，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有些东西不能讲。而且，相比于其他皇帝炼丹、玩女人的癖好来讲，做木工这个事，实在也不值得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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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明朝第十五任皇帝，16岁即位，在位7年，仅活了22岁。〈明史〉中虽未记载天启帝爱做木匠活，那是清初文人对汉族明朝的一种尊重。既便前朝皇帝中有诸多不堪，后代著史的文人大多本着扬长避短的态度少写为妙。但正史里不写或少写，不等于历史上没发生不存在，也不等于偏史野史上的记载就是抹黑。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明清断层史上的纠结之处。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从万历起大多怠政贪玩，并且是一个不如一个。但是能像天启皇帝朱由校那样，把个人业余爱好的木匠活当作帝国最大政治的皇帝，就数他为第一了。如果让朱由校在皇位与木匠之间作一选择，他宁肯放弃皇位而选择木匠这份职业。且看，天启皇帝成年累月沉迷于木制器具，装了拆，拆了装，并乐在其中，而太监魏忠贤却在朝野上下一手遮天。这就是天启年政治昏黑的明证。

之所以《本纪》没有记载熹庙玩弄“斧锯髹漆”之事 大抵因为《本纪》属于记录当朝皇帝在位时所发生的国家大事 比如 某年某月某日罢免礼部侍郎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哪里地震 某年某月某日哪里发生了叛乱等等 很显然 皇帝做木匠这事情不会被纳入记录里面 不只是《明史》这样 自《史记》以来莫不如此 所以总不至于在记录的时候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做成了一个凳子？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做成了一张床？ 并且《本纪》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独自的传记评说 而是记录当时整个帝国大事 从《本纪》到《传记》 中的“纪”“记”二字可见一斑 所以到了《传记》一项的时候 就比较好对时人给予记述 比如《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魏忠贤传》涉及到熹宗时就说：“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

综上所述 大抵可知